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这条规律告诉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坚定前进的信心，还要准备走曲折的道路。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这条规律告诉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既要有坚定前进的信心，还要准备走曲折的道路。
一、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趋势
否定之否定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的方面，由于事物否定的因素的作用使事物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由肯定达到对自身的否定，再由否定达到新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这样事物经过一个完整的发展
周期，经历三个阶段，两次否定，呈现出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完整的过程。
（一）肯定与否定
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肯定的方面是事物中维持其存在的方面，即肯定事物为它自身而不是他物的方面。否定的方面是指事物中促使其灭亡的方面，即破坏现存事物的存在使它转化为他物的方面。由于事物中包含着肯定的方面，事物才能存在；由于事物中包含着否定的方面，事物才会被新事物取代。
事物内部的肯定和否定的方面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首先，肯定与否定相互对立、相互排斥。肯定与否定代表事物内部两种相反的趋势和力量。当肯定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时，事物保持原有的质而继续存在；当否定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时，事物就会丧失原有的质转化为其他的事物。
其次，肯定和否定又是相互统一的。一方面，肯定和否定相互依存，双方都以其对立的一方为自己存在的条件。离开了肯定就没有否定，离开了否定也就不能理解肯定。另一方面，肯定和否定相互渗透。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对某一事物的肯定就包含着对与之相反的另一事物的否定；否定中也包含着肯定，对某一事物的否定就包含着与之相反的另一事物的肯定。
认识事物首先得肯定是什么，也就同时否定了事物不是什么，如果简单地把事物理解为单纯的肯定，忽视事物之间的多样的联系，忽视它的否定的方面，对事物的认识就不可避免地走向片面性。任何肯定就是否定，肯定就是对事物确定一个界限，肯定某事物处于一定的界限内，也就是对界限之外的事物的排斥。我们肯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同时也否定了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成熟的社会主义；肯定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也就否定了我国是美国那样的高度发达国家，是中等发达国家。反过来，否定也同时就是肯定。批评是对错误的否定，其目的在于提高人的工作水平和能力，这种目的是肯定性。
唯物辩证的否定观就是建立在对肯定和否定辩证统一理解的基础上的，否定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革命的本质。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在辩证法看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永恒的、绝对的，事物都处在不断的生成、发展、灭亡的过程中，否定是事物发展的内在推动力量。
（二）辩证的否定观
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观是辩证的否定观。
首先，否定是通过事物内部矛盾而进行的自我否定。一事物被否定是通过事物内部否定方面战胜肯定方面来实现的，而不是事物外力作用下的外在否定。意即辩证法所理解的否定不是他物对此物的否定，而是从此物自身内部发展出来的否定，此物通过自身内部矛盾的对立统一，达到自我否定，实现自我发展。一切生命现象都是如此。恩格斯说：“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 意思是说死亡并不是完全独立于生命之外的，而是包含于生命本身；在生命展开的过程中，同时包含着对生命否定，即死亡的因素，这是生命的自我否定。
其次，辩证的否定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辩证的否定是发展的环节。事物的发展通过否定实现，这种否定是旧事物向新事物的飞跃，是从旧质向新质的转变，没有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就没有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就没有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的发展。二是辩证的否定是联系环节。新旧事物通过否定的环节联系起来，新事物是在旧事物中生长起来的，它对旧事物的否定不是把旧事物中的一切因素完全抛弃，而是否定其中过时的、消极的、落后的因素，保留其中合理的、积极的因素，对这些因素加以吸取和改造做为新事物发展的基础，从而把新旧事物联系起来。
再次，辩证的否定是扬弃。辩证的否定既是事物发展的环节，又是事物联系的环节，这种把发展性和联系性集于一身的辩证否定就是扬弃，是既克服又保留。新事物既克服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又保留旧事物中的积极成果。克服是就发展的环节而讲的，它表明新旧事物之间有一条确定的界限，是事物发展中连续性的中断，是发展中的非连续性；保留是就联系的环节而讲的，它表明新旧事物之间存在着继承关系，是事物发展的历史延续，是发展中的连续性。辩证的否定就是这种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对立统一。这说明，辩证的否定观与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是根本对立的。
（三）否定之否定
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当否定方面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时，便完成了第一次辩证的否定。新事物内部的否定方面经过斗争，对否定阶段再一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阶段。
恩格斯指出，事物的发展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单纯的否定，即第一个否定上，而必须在做第一个否定时，就必须做到使第二个否定可能发生或者将有可能发生。辩证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之否定” 。在恩格斯看来，只有重新回到出发点的第二次否定，才是真正的辩证否定。
事物内部的这两次否定，充分地展示了事物自我运动的蓬勃生动的丰富内容，呈现出某一具体事物自我运动的一个完整过程。事物在经过一次否定时，尽管保存了被否定的事物中的积极因素，矛盾得到初步解决；但事物发展的否定阶段与先前的肯定阶段，都包含着一定的片面性，只有再通过一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才能克服这种片面性，达到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才能使事物的发展得到充分的展开。第二次否定，似乎是向出发点的回复，呈现出某些肯定阶段的特征，但这种回复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相似于肯定阶段又高于肯定阶段的阶段。从外部表现形式来看，则呈现出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前进过程，具有前进性、曲折性、周期性的特点，也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特殊性的特点。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前进性是事物螺旋式发展的重要特点，是事物发展的总方向和总趋势。在由三个阶段、两次否定所组成的事物的一个完整的发展周期中，每一次否定都是一次扬弃，舍弃了前一阶段中存在的消极因素，保留发展了前一阶段中的积极因素，并创造出新的因素，从而把事物推向前进。事物正是通过这种辩证的否定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的。
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具体道路是曲折的。事物发展的具体道路之所以是曲折的，是因为新事物战胜旧事物是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新事物在最初出现的时候总是比较弱小的、不完善的，而旧事物的力量则比较强大，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旧来物总是竭力扼杀和摧残新事物，阻止新事物的成长壮大。新事物只有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才能使自己不断成长壮大，最终战胜旧事物。此外，由于事物发展中会遇到各种复杂的环境，造成由于某些偶然的因素，导致事物的发展会出现暂时的倒退，这也是曲折性的表现。
否定之否定规律具有客观普遍性，是在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领域中普遍起作用的基本规律。在自然界中，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化学元素周期性的变化。由各种化学元素组成的物质世界，其中各种元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以其内在的发展链条，连贯成一幅辩证发展的图景。在社会历史领域，否定之否定规律也广泛普遍地起着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曾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演变来说明，人类社会早期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原始的共产主义公有制，然后发展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制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对原始的公有制的否定，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私有制发展的最高形式，必将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对私有制的否定，在整个发展链条上是否定之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原始的共产主义公有制有某些外部表现形式上的相似，但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是在更高程度的某种形式上的回复。以此说明在社会领域中，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因素的发展也经历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首先，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否定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主义制度的否定，即使同一社会制度在不同国家对旧的社会制度的否定形式也不同。其次，不同事物的发展过程有不同的曲折性。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前进的，但不同事物的曲折性大不相同。归纳起来，不同事物的曲折性不外有两种：一种是前进过程的“回复”或“复归”现象；另一种是事物前进过程中的倒退或逆转现象。第一种情况是事物的正常发展，是事物前进和上升过程中正常的组成部分，但“回复”表现在不同事物的具体发展道路上也千差万别，其内容和形式也各不相同。第二种情况是由于各种偶然的外部因素造成的，虽然它们本身并不属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前进或上升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复杂的外部条件造成事物发展暂时偏离正常的道路，出现倒退或逆转现象，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和难以避免的情况，不能完全排除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之外。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事物的发展过程，不能把否定之否定规律当作普遍的工具到处套用。
二、确立曲折性和前进性相统一的思维方式
事物发展趋势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体现为事物发展过程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前进性是曲折发展中的前进，曲折性是前进过程中的曲折；前进中有曲折，曲折中有前进；曲折性受前进性的引导，不是简单重复和循环，而是螺旋式的上升；前进性受曲折性的制约，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前进。这种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周期性运动过程，每完成一个周期，都使事物前进到更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同志有一个脍炙人口的说法：“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一语道破了事物发展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辩证法。
学习否定之否定规律，要求我们必须确立曲折性和前进性统一的思维方式。
首先，必须反对把前进性和曲折性割裂开来，而导致循环论和直线论的错误。循环论只看到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否认了事物发展的前进性，把事物的一切运动、变化和发展都看作是周而复始的简单重复，否认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其错误是离开前进性来看曲折性，把事物发展的曲折性绝对化。用这种思想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便形成历史循环论。这种理论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成是没有进步的循环过程，只看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因为曲折而呈现出的某种“复归”现象，归结为历史的循环，而没有看到历史的前进性和进步性。
与循环论相反，直线论只看到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否认了事物发展的曲折性，认为事物的发展道路是笔直的，把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看成是一帆风顺、勇往直前的，没有任何的曲折和倒退。其错误是离开曲折性来看前进性，把事物发展的前进性绝对化。其要害是在前进的征途中，一旦遇到一点困难和挫折，便悲观失望，垂头丧气，失去理想信念信仰。
循环论和直线论，在理论上都是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在实践中都是极其有害的。循环论往往是现实生活中右倾错误的根源，直线论往往是“左”倾错误的根源。我们只有自觉地坚持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原理，反对循环论与直线论的错误，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推动事物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
其次，要坚信前途是光明的，确立远大的理想信念信仰。在现实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们观察任何事物、分析任何问题、面对任何挫折和困难，都要把眼界放宽放远，看到前进性的总趋势，坚信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旧事物，反动势力不管力量多么强大，终究会被历史的洪流席卷而去，而新生的、进步的势力不管开始时力量多么弱小，但因为符合历史趋势和时代发展的潮流，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终究会凝聚起强大的力量，取得最终的胜利。从社会发展的潮流看，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前途和趋势，最后必然战胜资本主义。正如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初始阶段所预言的那样，“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只有坚持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坚定必胜的信念和信心，永远保持乐观主义的态度，才能在挫折和困难面前，不被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不因暂时的挫折而动摇。
小说《红岩》成功地塑造了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等形象，影响了几代人。其原因就在于，这个英雄团体虽然身陷国民党的牢狱，但在生死考验面前，他们坚守信念，依然对未来充满希望。小说中江姐在狱中绣红旗的情节更是感人至深，这个情节是真实故事的写照。据报告纪实文学《忠诚与背叛》的考证，江姐绣红旗的情节是《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把男囚们绣红旗的故事，移到了江姐的身上。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重庆白公馆监狱后，第一个得到消息的罗广斌激动不已，他很快把消息告诉同志们，大伙兴奋得像孩子一样又蹦又跳，当晚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罗广斌提出做一面五星红旗，有机会时扛着这面国旗冲出牢房。他扯下自己的红花被面，陈然则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衫做五星。当然，在牢狱中的他们不可能见到国旗，他们想像着五星的颜色以及排列方式，认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应该是白色，五星应当放在国旗中央，形成圆圈。经过通宵奋战，完成了这面珍贵的五星红旗，他们围着红旗又是跳又是轻声低唱，低声呼喊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为防止敌人发现，他们把牢房的楼板撬开一块，将红旗藏在里面。罗广斌还一气呵成写了一首题为《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的诗。重庆解放的第三天，幸免于难的罗广斌，重新回到白公馆，在楼板里取出了这面五星红旗，交给了党组织，至今仍保存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成为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共产党人的生动写照。
再次，要准备走曲折的路，有克服各种困难的精神准备。要看到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困难，可能遭受各种挫折。只有充分认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下定决心准备克服各种困难，准备走曲折的道路，才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也不会因暂时的顺利而盲目乐观。
实际上，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有两种原因造成。
一种是客观原因，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曲折，这样的弯路非走不可。如中国的革命阶段和道路。中国的革命阶段不可能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样，“毕其功于一役”，快速获得胜利，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的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二步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革命的道路也不能从城市到农村，只能先到农村，建立根据地，凝聚力量，才能夺取城市政权，这样的曲折性，是由中国社会特殊的国情所造成的，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后，要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还决定了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还必须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先富起来，而不能搞同步富裕，这样的曲折同样是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选择，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造成事物曲折性的第二种原因来自主观指导的失误。这种曲折不是事物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应该通过努力尽量避免或者减少的曲折。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漫长历史时期，曾经出现以陈独秀和王明为代表的右、“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造成了曲折。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斗争的领导权，造成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被杀害。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仅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多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000多人。全党党员人数从中共五大时的57900多人锐减到10000多人，许多党的早期优秀的领导人如李大钊、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萧楚女、陈延年、陈乔年、向警予等人惨遭杀害，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更是影响时间长、危害大，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不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革命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和长期性，因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上急躁地要超越民主革命的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导致他们混淆敌我，弄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把团结的对象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视为敌人，把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把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严重低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农民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出打击富农的方针，在革命道路上，不愿从事艰苦的农村工作，提出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要求弱小的红军攻打敌人力量雄厚的中心城市。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进行排斥和打击，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正确理论，被指斥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结果造成党在城市中的组织损失几乎100%，丢掉中央苏区等根据地，红军被迫长征，到长征结束时，30万红军锐减为3万余人，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会出现由于错误的指导造成的曲折，“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忽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而出现的严重的错误实践。诸如此类的曲折，都是我们应该努力避免的曲折性。
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曲折性，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努力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对于客观原因造成的曲折性要有走曲折之路的充分准备，对于主观原因造成的曲折性，应尽量避免。该走的曲折之路一定要走，不能图省事，主观上幻想少走曲折，结果会走更大的曲折之路。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的事物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是客观的规律，事物发展的曲折道路是非走不可的，可以说，这条曲折的路就是捷径，走该走的曲折之路等于走了一条距离最近的路。如果不想走这样的曲折之路，一心想走直路、捷径，只能欲速则不达。在这个问题上，按辩证法办事，遵循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波浪式前进的规律，才能减少因主观失误造成的曲折。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要经历漫长的时期，绝不可能像“大跃进运动”时期所喊的口号那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企图抄更近的路，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结果非但跨不过去，反而倒退回来，还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不应有的严重损失。到社会主义的捷径只能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长期不懈地努力奋斗才有可能实现。
三、在继承与创新中正确对待传统文化
辩证的否定观认为，肯定不是全盘接受，否定也不是彻底抛弃，这与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根本对立。形而上学的否定观认为否定不是事物的自身内在矛盾推动的自我否定，而是外力偶然强加于事物的结果，把否定看成是完全偶然的甚至是主观任意的否定，看成是对事物的消灭，是发展的中断。它们以孤立、静止的观点看待肯定与否定的关系，把肯定和否定绝对地对立起来，认为肯定就是绝对的肯定，就是肯定一切，否定就是绝对的否定，就是否定一切，全盘抛弃。这种观点是根本错误的。
坚持辩证的否定观，就要对一切事物采取分析的态度。否定什么、肯定什么，批判什么、继承什么，都要从实际出发，进行具体分析，反对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特别在对待人类文化遗产问题上，更应该采取辩证否定的方法，坚持批判地继承的原则。
毛泽东同志早就把辩证否定的观点应用于对文化遗产的分析上，提出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对外国文化也要采取同样的态度。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 我们应当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但这种继承绝不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必须将其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他把这种方法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既要反对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又要反对全盘肯定传统文化的复古主义。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对当今的中国和世界依然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所形成的优良传统文化主要有：自强不息的奋斗进取意识、厚德载物的道德追求、革故鼎新的创新意识。要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断地去求新而不懈怠；直观、内省的非逻辑性思维，强调从大量经验中以内心的体验、直观、顿悟来把握客观对象；和谐统一的思维旨趣，思维上追求协调、互补、系统、整体、中庸，达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境界等。它的缺陷和陈旧的传统也是明显的，如缺乏科学的、逻辑实证的思维传统，不太强调对自然界的探索和认识，缺乏严密的逻辑分析和推理，难以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在保守、内向的自我封闭性思维的长期封建统
治下，“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压制着人们创新思维的积极性，崇拜圣人，服从权威。“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等格言也从反面说明了思维的保守性和封闭性的传统。
如何对待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也是历史上多次争论的问题。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及其代表者孔子在历史上的遭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历史上尊孔的人采取了全盘肯定的态度，反孔的人也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号称实施仁义之治，开始了把孔子抬上祭坛；西汉元始元年汉平帝刘衎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元宏称孔子为“文圣尼父”；隋文帝杨坚称孔子为“先师尼父”；唐太宗李世民尊孔子为“先圣”；唐高宗李治称孔子为“太师”；唐玄宗李隆基封孔子为“文宣王”；宋仁宗改文宣公为衍圣公，后代相沿不改；元朝成宗加衔“大成至圣文宣王”；明朝世宗嘉靖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清朝顺治世祖尊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宋儒称赞孔子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到了近代，特别是到五四运动前后，尊孔与反孔更是针锋相对。辛亥革命的爆发，不仅结束了在中国统治267年的清朝，也终结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华民国成立的同时，亡清皇室贵族顽固派的周围，结成了一个帝制复辟集团。1913年春，在前清遗老们的策动下，江苏扬州“尊孔崇道会”在孔庙举行祭祀典礼。1913年8月下旬，在山东曲阜召开的孔教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举行了更大规模、更为热闹的祭孔活动，再次把孔子思想捧上了天。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康有为，更是儒家学说和君主帝制的热情鼓吹者，不断讲述中国的帝制传统，以及孔子之道为万世不易的法则。
与此针锋相对的是一股强烈的反孔思潮，逐渐演变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性口号。在1916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易白沙发表的《孔子平议》一文中，系统地批评了孔子思想中的弊端，号召人们破除对孔子思想的盲从与迷信，争取个性自由与思想解放。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在《新青年》上也接连不断地发表反孔排儒的文章，认为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中国要走民主共和的道路，必须废止孔子的儒家思想。鲁迅以小说为武器，他在《狂人日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的所谓仁义道德实质就是“吃人”二字。不久，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吃人与孔教》一文，文中说到：“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这就把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思想归结为“吃人”，吃人就等于礼教，礼教就等于吃人，认为历代统治者鼓吹孔子的本质在于：信奉孔子是假，维护统治是真。因此给以彻底否定。
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儒学热开始席卷神州大地，各地的“尊孔读经”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其热情程度，恍如六七十年代的“破四旧”和“批孔”那样。丝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赞成者众，反对者众，历史似乎在不断地上演着同一幕。
细究历史上的尊孔与反孔，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从思维方式上看，都是抓住一面，不计其余的形而上学否定观在起作用。如果不破除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树立辩证否定的思想方法，像毛泽东同志讲的“古为今用”、“剔除糟粕”、“吸取精华”那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在继承和创新中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那么，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及孔子的学说，还得继续争论下去。
作者阮青的文笔细腻，贴近现实，引人入胜，是我喜欢的风格，盼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