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经济与周恩来周恩来小说共和国的经济与周恩来周恩来章节未删减阅读

《共和国的经济与周恩来》免费试读

一、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

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在撰写《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的序言中指出：“周恩来是一位世界性的政治家。他不仅智慧过人，富有魅力，胆识超群，而且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鞠躬尽瘁，把自己一切都奉献给了他的国家和人民。这样的人物是极其罕见的。”事实正是如此，无论在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艰苦创业、治国兴邦的和平建设，他心里装着的是天下和百姓，唯独没有自己。周恩来在国家总理岗位上度过了 26 个春秋，为祖国的山山水水、为百姓的衣食住行，日夜操劳，鞠躬尽瘁，奋斗一生。

周恩来是以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作为自己言论行动的最高准则的。他经常强调这么两句话：“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 “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两句话，为的是实现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周恩来在 1962 年 3 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提出的“在我国建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英国和法国花费三百年时间所做的事情，美国花费二百年时间所做的事情，我们只要花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就一定能够做到，而且要做得比他们好得多。”

新中国的建设，是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艰难起步的。旧中国的经济遗产，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百废待举。在旧中国，由于政治黑暗，长期战乱，到 1949 年的工农业生产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国民经济中工业与农业的比重十分悬殊，抗日战争以前，大约现代工业占 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 90％左右。在这么一点工业中，1949 年使用大机器生产的仅有 17％左右工业技术基础薄弱，部门行业残缺不全，布局畸形，呈现严重的半殖民地性质。1949 年同抗战前最高年份相比，工业产值下降 1／2 左右，其中重工业下降 70％，轻工业下降 30％。1949 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只有 124 亿元，工业职工仅有 300 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5.6％。1949 年全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也很低，钢只有 15.8 万吨，煤 0.32 亿吨，原油 12 万吨，发电量 43 亿千瓦小时，布 18.9 亿米，农用化肥 0.6 万吨，金属切削机床 0.16 万台等，这对于一个拥有 4 亿 5000 万人口的大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号称“农业立国”的我国，但在 1949 年的粮食产量也只有 113.8 万吨，棉花 44.4 万吨。总之，这样的工农业水平还比不上印度，印度钢产量为中国的 4 倍。1950 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 70 美元，不足印度的 1／2，仅为世界平均数的 7％。如果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是惊人的。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的钢铁工业为例，1949 年美国钢产量 7070 万吨，中国仅有 15.8 万吨，相当于美国的 0.2％，人均钢产量只有 0.58 市斤，在世界排第 26 位。所以，在旧中国，一吨优质钢，一根钢轨，都得从外国进口，连建筑用的钢窗、铁钉也得向国外购买。旧中国，国弱民穷，贫富悬殊，连年物价暴涨，失业工人难以糊口，贫苦农民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中国人被西方国家讥讽为“东亚病夫”。

周恩来担任开国总理的 26 年间，新旧中国两重天。共和国的经济，从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到建立起初具规模的比较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许多新兴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幅员辽阔的内陆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建立起现代工业；农业迈开了机械化的步伐。从 1949 年到 1975 年，我国工农业主要产品的年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十几倍、几十倍的增长，请看下列数字：

从 60 年代起，我国开始有了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氢弹、远程导弹等项试验成功，有了自己制造的核潜艇和核电站、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收回等科学技术成就，中国建立了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部门，1962 年提前五年完成了第一个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所有这一切，无不凝聚着人民总理周恩来的满腔心血和超凡智慧。共和国的 26 年建设，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是我们国家继续前进的可靠阵地。

周恩来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奠基人。他主持和组织我国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给我们留下来的，绝不是在这本小书里所能完全概括的。现在，仅从若干主要方面反映周恩来对构建共和国经济所作的奠基性的贡献。

共和国建立伊始，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在这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周恩来语重深长地告诫全党，在城乡关系问题上，必须防止忽视工业、否认或忽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与忽视农业和乡村、否认或忽视农民和农业这样两种错误偏向，而应明确： “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他还特别强调：“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指导方针。

当我国进入以实现工业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周恩来经常反复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正确处理农业与工业关系这个带全局性的问题。他科学地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就是说，农业的发展水平是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因素。”为什么？周恩来说明工业的发展，要看农业五个方面的问题：一、农民能够供应多少商品粮食给城市和经济作物区，就能够办多大的工业。因为办工业的本身不能出产粮食。二、农业能够提出多少劳动力到城市办工业、交通、文教等。三、农业能够生产多少工业原料。工业原料不仅是轻工业用，如棉花、烟叶、糖料、麻、茶、丝等等，而且还供应一部分重工业用，比如钢丝绳就要用麻绳作心，甚至于现在建筑工程也用竹筋。四、农业能够提供给工业多大的市场。因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生产出来的东西，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主要是销在农村，农村是最大的市场。我们应该以国内市场为主。五、农业能够提供多少人来发展运输。总之，按马克思的观点来说，集中的一句话就是农村能够供应多少商品粮给城市，就能够办多大的工业。要使商品粮增加，农民能够吃且有余粮，那么，我们就得过农业关。为此，“必须把全国农业都要搞好，要把干部的思想搞通，好好搞农业生产，过好农业这一关”。

周恩来在领导我国农业生产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基本经验，主要包括：

第一，根据我国耕地少、人口多的矛盾，他提出提高农作物特别是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是我国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周恩来借鉴了国外的经验认为：“美国每亩的产量比我们高，欧洲有几个国家像丹麦这些地方，单位面积产量也是高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做到，它那样的所有制，那样的制度都行，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表现优越性呢？所以说，有工作问题，有时间问题，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经过一段时间，是肯定能做到的。”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周恩来提出：“依靠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逐步地改进农业生产的技术，兴修水利，增加肥料，推行先进经验等，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实行各种增产措施的时候，我们又必须采取国家的工作和合作社的工作互相结合的方针。”要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从国家的工作来说，一是要保证必要的投入。应该由国家和地方举办若干大、中型的水利工程，如黄河、淮河、海河等流域的治本工作和各地方的防洪、防涝工程等。应该由国家积极发展肥料工业，并争取多进口一些化学肥料，以增加肥料的供应。此外，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中小型农具、车、船和机械维修材料等等，都需要国家投入必要的财力办厂生产以支援农业生产。二是要依靠科学种田。应该积极开展技术指导工作，一方面，吸收外来的先进增产经验，并且根据科学的试验和研究的成果，因地制宜地加以推广；另方面，也应该积极注意总结和推广当地的先进增产经验。在推行技术改进的措施和推广先进经验时，必须采取积极而又慎重的步骤。要先试验，后推广；推广时，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征求当地老年农民的意见，绝不可强制推行。周恩来提出发展农业生产这两条措施，经过几十年来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两条基本措施得到坚持和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增长，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这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无论忽视或者放松了任何一条，农业生产就一定受到影响，这也为实践所证明了的。

第二，要保护现有耕地，还必须就地开荒和边疆开荒来增加耕地。周恩来深知我国耕地少的困难，提出要保护现有耕地和开荒新的耕地的重要思想。1961 年，周恩来同一位西欧的外宾谈话时说：“中国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国家，有九百多万平方公里，有六亿五千万人口。但人口分布极不平衡，有的地方极密，有的地方极稀。即使像你说的，发展到十亿人口时，也只是一平方公里一百人。在中国，可耕土地的面积很小，只有一百万平方公里多一点。中国可以再增加一倍耕地。经过长期努力，这是可以实现的。”尽管耕地少，但“大跃进”以来，“在农业的耕地上，常常占了很多平坝子搞工厂。比如兰州、西安、洛阳、郑州、成都等地都被占用的一些坝子，都是好地方；河南的新乡、河北的一些平原，动得更多；山东，江苏、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也都有很多耕地被占用。这几年开荒的亩数与被工业、交通（铁路、公路、机场）、学校、机关所占用的耕地亩数折合起来，全国耕地总数减少了八千万亩。我们的国家虽然大，但是好地、平原并不是那么多，而且这些地方人口又很密。这一点我们有些人没有注意，所以影响了农业”。周恩来针对 1958 年以来，大量占用耕地的严重情况， 1961 年在总结这一教训时发出了郑重的忠告：要保护现有耕地，这是我们国家和各族人民赖以生存的起点。与此同时，他指出，“我们还要就地开荒和边疆开荒这两条来增加耕地。” 这个问题也应当引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关注。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今天，周恩来关于保护现有耕地和就地开荒、边疆开荒来增加耕地的主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还必要发展多种农业经济。早在 1956 年 9 月周恩来在八大会议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抓紧粮食生产与发展多种农业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强调指出：“粮食是保证人民生活和发展整个农业经济的基础，我们必须加以足够的注意。”重视粮食和棉花的生产是完全必要的。与此同时，还必须发展各种经济作物、畜牧业、林业、水产养殖业、蚕桑业和各种农家副业、乃至亚热带和热带作物等等，这就提出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业经济的要求，这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直接影响着农民的收入。周恩来明确提出，农业发展要全面规划，以免发生单一化和片面化的倾向，这个思想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的。

第四，发展农业要重视水、肥、土、种的问题。周恩来认为：农业“基本的东西还是土和良种，土、种是根本，其他是条件。没有土、种就长不出粮食来，兰草、水仙可以离开土，但开始种还是要在土中长出来。土、种，但没有水、肥不行，没有空气不行”。“土、种这是两个基本方面。改土是比较长期的基本功，搞水也是长期的基本功。”“水对摆脱落后把粮食搞上去，是一个主要矛盾方面。”“总之，要考虑土、种、水、肥等等的相互关系，不能取其一点，要八字宪法综合运用，但也要有重点。”

第五，要科学种田。周恩来一贯重视这个问题，1966 年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科学种田，就是把农民群众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科学分析，找出作物生长的规律，加以科学推广。科学家要下去，总结经验要通俗一些，才更有利于推广。”他多次强调要积极开展技术指导工作，一方面，吸收外来先进的增产经验，并且根据科学的试验和研究的成果，因地制宜地加以推广；另一方面，也应该积极注意总结和推广当地的先进增产的经验。推广先进增产经验必须尊重本地老农和农民的经验；不应轻率否定当地的耕作习惯和经验。

第六，农村的生产关系改变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周恩来在高度关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他坚持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1961 年 9 月，他接见西欧一位外宾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是生产关系而言，同时也表现在生产力上。”“我所说的三个要素，即所有制、分配、劳动关系，组成了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发展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逐渐发展，产品和物资逐渐增加。”他特别强调：“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政策收不到以上的效果，即就应该予以纠正。”1962 年初，周恩来根据上述原则，对刘少奇为党中央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起草的书面报告中补写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农村“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这条意见针对性很强，这是周恩来为纠正自 1958 年以来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所推行的脱离生产力水平、盲目变革生产关系的错误的一种努力。

二、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

同农业密切相关的林业建设，也是周恩来一贯关注的事业。他把植树造林作为百年大计来抓，他提出的我国林业建设方针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我国林业建设必须坚持以下四点：

第一，首次确定“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的指导方针。周恩来深知国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木林，不采伐是不行的。没有木材，钢、煤、矿都上不去。但是采伐必须同育林相结合，不能多于育林。他说过：“用剃光头的办法采伐森林，采光了就走，修一条林区铁路废一条，这怎么得了！营林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吃光了就算，当败家子。16 年来，全国砍多于造，是亏了”。“20 世纪还剩下三十几年，再亏下去不得了。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 他认为林业工作要面向全国，依靠全党全民。林业部主要任务是造林，而不是采伐。周恩来从发展国民经济的全局、从子孙后代着想，把造林的重要性提到这样的高度，他指出：“工业犯了错误，一二年就可能转过来，林业和水利犯了错误，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子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 这是想得多深、看得多远的见解。他回顾建国十余年间，全国砍林多于造林，而全国森林覆盖率只有 10％多一点，对这种现状决不能掉以轻心。他强调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坚持到 21 世纪，华北大有可为，西北更是大有可为。

第二，提出林业要统一管理。1950 年 8 月周恩来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林业由于缺乏统一管理，砍林、毁林情况严重，因此，他尖锐地提出：“从林政、林业观点来看，保林、育林、伐林如没有统一计划、统一管理，只从地方经营和收入着眼，其害与水利不统一相等，而时间性更过之。”这是周恩来为林业问题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写的一封信，可见，他对林业管理早在建国之初就摆在何等重要的位置上。

第三，提出造林要两条腿走路，要依靠 6 亿农民。周恩来向林业部提出要把主要力量放在南北方造林上。他分析北方八省地区大，人口多，树林少，造林工作搞起来能很快发展。南方各省条件好，更要做好。南方本来有林，现在一些地方也有水土流失的现象。所以，南方造林、护林、用林都很重要。在造林工作中要抓好重点。他提出，国营与群众营林，重点放在群众；伐木与育林，重点放在育林；前方与后方，重点放在前方。重点放对了，才能用得少，造得多。要求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摸出一套林业工作的经验来。周恩来强调，在西北地区造林要集中在黄河泥沙主要来源地区，不要孤零零地分散搞。分散了，投资很大，功效很小，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坦率地批评林业部，到处提倡造林，可是在眼睛鼻子底下，就是到北京机场这一段路好，而北京到天津的路上最难看了。十多年了，要你们在铁路两旁植树，就是不种，可难看了！他提出与公社结合，委托给他们，分段负责，就能种好管好。

第四，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发展造林事业。周恩来中肯地提出：“面对黄河流域二十八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区，只要有雄心壮志，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能战胜它。黄土高原是我们祖宗的摇篮地，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但是这个地方的森林被破坏了。我们不仅要恢复森林面貌，而且要发展得更好。”这是周恩来的宏愿，也是我们乃至我们的后代坚持不懈长期努力奋斗的一大事业。

三、兴修水利一定要治本

1972 年 11 月 21 日，周恩来在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时曾讲：“二十年来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可见，我国的水利建设在他的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

首先，确定治水的正确指导思想。

1949 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还不到两个月，周恩来接见了以当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为首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部分代表。周恩来对他们说：“战争尚未结束，国家正在草创。”他用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故事，勉励水利工作者为人民除害造福。周恩来这次讲话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在草创国家的蓝图中，治水将是一项重要内容，次年 8 月，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国家建设计划中，首先要做的几件基本工作，头等任务是农业方面。在当时主要是完成土地改革，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配合农村土改，要同时着手做的工作，第一是兴修水利。周恩来正确提出：“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周恩来鼓励科学家们为我国水利建设多作贡献，他说：“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周恩来深知，中国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过程，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与治水分不开的。在我国历史上，治水往往成为能够安邦定国的重大课题。新中国建立起来了，我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约有 100 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依靠江河湖海的堤防保护，经常处在水灾威胁之下，而这些正是我国人口最集中、工农业最发达、各大城市的所在地。旱灾更是普遍威胁着全国国土。所以，大禹治水的传说能世代相传正是反映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同自然界灾害斗争的成功经验。治水同发展经济、同社会稳定、同人民生活改善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绝不能掉以轻心。周恩来从我国实际出发、牢记历史经验，把治水放在治国这个大局中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个指导思想十分正确，而且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其次，制定治水的科学指导方针。大地接受的降雨量是不均匀的，河流输送的径流量也是不均衡的。每条大江大河在千百年的流淌中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对人类生活发生的利与害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些在全球都是如此。周恩来深知治水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他要求水利工作者面对每条大江大河的治理，必须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缜密从事，万无一失，兢兢业业，为民造福。 1964 年 12 月 18 日，他在治理黄河会议上讲话中指出：“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这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不断地去认识，认识了一个，解决一个，还有新的未被认识。自然界中未被认识的事物多过人们已经认识了的。”周恩来以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教诲水利工作者，坚持从实际出发，要努力认识水利建设的客观规律，并按照其要求来改造自然，造福人类。

周恩来从我国的气候条件、水资源布局等实际情况出发，自古以来，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饱受水患之苦。自 1950 年发生淮河水灾之后，毛泽东发出了要根治淮河的指示，周恩来借鉴我国古代治水中堵水与疏导的成败经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在 1950 年 11 月 3 日提出了治理淮河的原则：“统筹兼顾，标本兼施。”其理由：一是根治淮河工程巨大，一下子做不出根治的计划，因淮河的水文没有很好的历史记载，制定根治方案有困难；二是淮河不能不治，因为淮河是一下大水，一下干旱，本身水量不多，但山洪很多，水的流动又慢，因此调节水量很重要。统筹兼顾，标本兼施，即要治标又治本。周恩来说明：“治淮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从水量的处理来说，主要还是泄水，以泄洪入海为主，泄不出的才蓄起来。” 这个治淮原则，准确地表达了治水中处理蓄与泄的辩证关系。“蓄泄兼筹”和“标本兼施” 的治淮原则不仅适用于淮河，同样适用于治理其他河流，这个原则被水利部和广大水利工作者所接受和理解，也为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所赞许。

但是，1957 年以后，由于“左”的思想不断膨胀，对“蓄泄兼筹”“标本兼施”的正确方针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个别地方领导提出“蓄、小、群”的“三主”方针（即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武断地认为这才是治水唯一的正确方针。要在全国推行。甚至对坚持“蓄泄兼筹”和“标本兼施”方针所制定的治淮计划，扣上“排、大、国”（排水为主、大型为主、国家举办为主）的帽子。在“大跃进”运动期间，一度错误地实施了那个“蓄小群”的错误方针，在淮北平原、冀鲁豫平原，片面强调蓄水灌溉，不注意排水，甚至层层堵水，造成了严重的涝碱灾害和地区间的水利纠纷。这些失误在 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经过水利部和有关省委进行调查研究、现场查勘，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分析和澄清那些违反科学的水利措施，这样才逐步纠正前一段水利工作瞎指挥的错误，使水利重新走上健康的道路。在水利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不断克服以蓄为主的片面性，水利部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水利工作方针，建议为“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加强管理”，周恩来肯定这一方针，并加上“水利工作要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这个方针在 1965 年 9 月的全国水利会议上讨论通过，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大家简称为通俗易懂的“大、小、全、管、好”的“三五”方针。到此，大家以为，今后可以按照“三五”方针一心一意搞好水利建设，不再纠缠于“三主”方针的论争了。但却并非如此，“文革”爆发后，蓄泄之争又重新被挑动起来，甚至认为“三五”方针是对抗“三主”方针的，要求恢复“三主”方针。周恩来总理指示当时水利部军管会的同志：“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要展开辩论了。”随后，1970 年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第四个五年计划文件时，周恩来总理将“蓄、小、群”的三主方针，改提为“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这个文件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后，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无数的水利建设实践的成功经验反复证明了“统筹兼顾，标本兼施”“蓄泄兼筹”的方针是正确治水的方针。再次，指挥治水，抓得很紧，抓得很细。

长期担任水利部长的钱正英回顾周总理治水的业绩时写道：“敬爱的周总理在任的 27 年中，他亲自领导我国的水利事业，指挥我们治水。他的足迹，遍及我国的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总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做出正确决策。由于他的领导和支持，我们才有条件克服各种干扰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误。现在，我国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备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两亿多亩发展到 7 亿亩，水力发电从解放初的 16.3 万千瓦发展到 2700 多万千瓦，机电排灌设备从解放初的 9 万多马力发展到 8000 多万马力。可以说，江河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观。”这是真实而全面的概括。

周恩来亲自指挥治水，抓得很紧，抓得很细，这是长期在水利战线工作的干部群众的共同感受。不论是在 50 年代前期抓治理淮河，制定兴修荆江分洪工程、兴修官厅水库，兴修引黄济卫工程的决策，50 年代后期领导研究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坝址、三门峡水利设施方案、密云水库坝址和设计方案；还是在 60 年代领导制定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海河治理和北方抗旱等重大工程，70 年代为葛洲坝工程的修建及其领导机构、设计方案等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周恩来都是深入现场勘察，研究历史资料，认真听取中外专家们反复的论证，仔细地研究每项工程的各个环节，协调工程所涉及的地区和部门的关系，精心组织实施每项水利工程方案每个阶段的任务直到工程的全部竣工。总之，周恩来对待水利建设的重大工程和重大难题，以及难以解决的水利纠纷，都是抓得很紧，抓得很细，这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精神的生动体现，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

四、精心组织工业建设

在我国开始大规模有计划经济建设的 1953 年，周恩来对我国的工业基础作过清醒的估计，他说：“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我们虽然还有一点重工业的底子，但是作为工业化的基础，是很不够的。”后来，在 1956 年 11 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进一步明确提出：“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面对这个历史性的任务周恩来明确指出：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完全新的课题，我们必须一面工作，一面学习”。这个要求，不仅是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而言，同时也是他对自己提出的。26 年来，他本着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态度，精心地领导和组织了我国全面的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他本着实事求是原则，指导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周恩来将主要精力用于抓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方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国民经济，这直接影响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大事。当然制订长期计划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在经济计划战线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进行的。但对每一个五年计划、每一个年度计划都是周恩来亲自主持，呕心沥血，倾注了他的精力和生命，这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事实。从第一至第四个五年计划的草拟到审议，都是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他精心设计，周密部署，一丝不苟。从指导思想、发展速度、建设规模、地区分布、投资总额、技术措施、物资保证等诸方面都是极其审慎从事，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周恩来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他自己是这样身体力行，也要求高级干部应以兢兢业业的精神做好经济工作。

大家公认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这个计划是从 1952 年秋周恩来访苏时便开始着手的。他向苏联政府介绍我国经济状况，提出了希望苏方援助的具体要求。经过双方谈判，达成协定的第一批援助项目是 90 项，第二批 51 项。后来又对一些进行调整合并，追加了一些新项目，共计 156 项，折合 19 亿美元，加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 7.3 亿美元，总共 26.3 亿美元。这就成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工业骨干项目。中苏协定中每个项目的变更，追加，都是经过周恩来亲自审定的。“一五”计划 1955 年春经全国党代表会议通过，同年 7 月由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讨论批准。党中央、国务院足足花了三年时间研究审定，执行中又谨慎从事，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调整，既克服了一时的保守思想，又及时纠正了急躁冒进倾向，五年间，使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基本协调发展，又坚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为我国工业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在八大前夕，周恩来一面经常关注着“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的情况和问题；一面紧张地主持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报告的草拟。制定“二五”计划的条件比制定“一五”计划的条件有利得多，一是已经积累了制定和实施“一五”计划的经验；二是计划着手得早。1956 年 7 月初开始，集中时间和人力，在周恩来亲自主持和参加的情况下，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草拟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提交党的八大讨论并正式通过。这个建议的报告充分吸收了实施“一五”计划的经验，体现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切实可行的计划，倾注了周恩来的心血和智慧。但是，在 1957 年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的错误地批判反冒进的情况下，在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大炼钢铁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的冲击下，“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被抛到九霄云外，最后连一个正式的五年计划也没有制定出来，年度计划也几经波折，闹出了一个“大冒进”，使党和国家遭受重大损失，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严重的困难。到 1960 年 6 月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时，毛泽东曾无限感慨地说：1956 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面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现实，周恩来于 1960 年秋基本同意国家计委汇报《关于 1961 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的“整顿、巩固、提高”的原则，作了重要的补充，把“整顿”改为“调整”，加上“充实”两字，成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为克服困难、纠正“大跃进”所造成的损失的重大决策。经周恩来主持和审定国家计委的报告，报党中央、毛泽东批定。同年 9 月 15 日党中央批发了这个以八字方针为指导的报告。经 1961 年 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从此，我国经济建设进入了五年调整的阶段。在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周恩来经常深入农村、工矿、城镇，广泛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困难与疾苦，系统认真地研究各地、各级领导机关向中央反映的报告，全面地分析形势的有利与不利方面，准确地把握住国民经济困难的关键问题，在陈云同志治病的情况下，他主持中央财经小组草拟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经国务院、财经各部门的党组负责同志和中央财经小组的充分讨论，正式提交 1962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正式通过，作为指导全局性国民经济调整的工作纲要。由于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对财经困难的严重程度、对克服困难的快慢作了充分的估计，采取的政策措施正确得力，因此，经过全党全民的努力贯彻，国民经济状况迅速有所好转。1964 年底三届一次人大会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并且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1961 年底开始酝酿制定十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62 年3 月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陈云提出，要先搞五年计划，再搞十年规划，为此，首先要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伤筋动骨”的压缩。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经历了从 1961 年到 1964 年的困难时期以后，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大都赞成三五计划要集中力量解决吃、穿、用的问题，摆好农、轻、重的次序。经过多次议论草拟“三五”和七年、十年规划，都是以这个指导思想考虑问题的。从 1964 年起，周恩来在负责组织和审议“三五”计划草案时，进一步提出了“先抓吃穿用，兼顾国防，实现农轻重”。但是从 1964 年夏天起，毛泽东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决心大搞内地军工建设。同年秋天，中央还召集各省、市、区领导同志在十三陵水库参观军事演习，以加强备战观念。1965 年 5 月，对印度支那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从此，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方针来了一个大转变，改为“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为主”，“准备打核战争”。毛泽东提出：过去是农轻重，现在要违反一下，重轻农。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三五”计划突出强调加快内地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集中力量尽快地把内地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使之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后方。“三五”计划从 1966 年开始实施，实际上只执行了半年，被“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冲垮了。在全面内战中经济陷入了混乱，造成了 1967、1968 年是在没有年度计划安排下进行经济建设的畸形现象。面对这样的现实，周恩来于 1968 年 12 月 12 日提出关于组织起来编制 1969 年度计划的指示，新成立了由军代表、老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共 30 余人的计划起草小组，草拟了《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纲要（草案）》，召开了全国计划座谈会，这是扭转近两年来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一次重大努力。接着，1970 年 2 月，已经患着严重心脏病的周恩来主持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和拟定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纲要（草案）。同年 9 月，这个纲要草案提交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的干扰破坏，会上未能进行讨论。这个讨论后来以中央名义作为参考文件印发全国。

第二，对我国重工业的重点工程进行了精心的指导。周恩来主持我国的内政外交，任务繁重，日理万机，但是，在他分管冶金工业期间，鞍钢、武钢、包钢、太钢、首钢、重钢、上海各钢厂，天津各钢铁厂等，可以说几乎所有重点钢铁企业他都亲自视察过，还到河北邯郸、湖北麻城等地视察了一批小钢铁厂。每到一个钢厂，深入工人和干部，到生产第一线，到矿井下、炉台上、轧机旁，详细观察和询问具体的生产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周恩来非常尊重实践，尊重工人劳动，重视提高技术和产品质量。在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这项重大工程问题上，是 1964 年 5 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加快进程，并亲自提名由周恩来主管。7 月初，周恩来召集了国家计委和冶金、地质、铁道、交通、机械、电力等部门的领导同志，专门讨论了基地建设问题。周恩来提出要尽快组织一个攀枝花建设专家考察组。要尽快到达现场考察资源、交通、水源等情况，考察配套建设冶金、煤炭、电力及各矿山、工厂的条件，提出建设方案和厂址选择建议。上百名专家，经过一个半月时间完成调查任务。 9 月初，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听取考察组的汇报，地质部专家、调查组长程子华以及工程总负责人等先后作了详尽的汇报，提出了攀枝花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和建议，周恩来仔细听取后，提出了五点重要意见：（1）同意将攀钢、六盘山煤矿和成昆铁路作为配套项目，同时上马，并同时列入国家计划。（2）同意把攀钢的厂址放在弄弄坪。周恩来并说：我向来不赞成选择厂址的传统观点。我认为苏联专家选定的武钢、包钢厂址都过于宽广，厂内各车间的距离过大，厂内铁路太多、太长。难道不能放弃那些传统的观点，选用一个面积较小的厂址，把厂内布置得更紧凑、更加经济合理吗？希望钢铁厂总图布置专家们好好研究这个问题。（3）同意即速建设试验厂。为了早日完成冶炼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工业试验，花这笔 2000 万的投资是值得的，请计委审查核拨。（4）攀钢的设计规模第一期定为 150 万吨是可以的，最终规模应该多大，请冶金部研究确定。（5）我同意子华同志的建议，先请四川省建委尽快派一支建筑队伍带帐篷进去，在弄弄坪附近蓄一批房子，尽快做到“三通一住”（即通水、通电、通路和修临时住处）供现场设计人员、施工队伍和攀枝花基础建设指挥部的先遣人员居住和办公。会后，各部、委和四川省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分头着手各自承担任务。不久，建设攀枝花基地第一批施工大军开进了这片荒芜的群山。从此，亿万年来一直沉睡着的金沙江大峡谷沸腾起来。到 1965 年上半年已经陆续进入工地已有十万建设大军，从下半年起，各工地先后进入建设项目的大规模施工阶段。正是工程进入全面展开的重要时刻，“文化大革命” 的恶浪也迅速地向攀枝花基地压来。为保证工程按计划进行，周恩来在极端混乱和困难的情况下，提出两项强有力的决策：一是中央同意成立渡口市革命委员会、实现统一领导。具体说就是继续发展安定团结的形势，抓紧恢复和加强生产指挥系统，限期全面复工，发动群众，全力以赴，促进攀枝花基地尽快建成。二是要求在 1970 年“七一”前出铁，向党的生日献礼，意义重大，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完成。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它带动了攀枝花基地全部工程的百分之七十提前完成。这是在特殊时期周恩来为维持生产建设的良苦用心，对保证攀钢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指导意义。攀钢建设总指挥部、各分指挥部和各“支左” 部队全力以赴、兢兢业业地执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承担的建设任务作了周密具体的安排。到 1970 年 9 月上旬，炼铁系统全部工程已告完成，接着开始按工厂、车间进行调整、试车、投产工作。到 6 月 28 日开始顺利出铁，实现了周恩来提出“七一”出铁，向党的生日献礼的目标。从攀钢的建设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对重点工程精心指导的准确、细致、有效。周恩来不仅对我国冶金工业的发展倾注了心血，同样，对我国的煤炭工业、机械工业和石油工业的发展也浸透了他的心血，周恩来堪称我国工业化的重要的奠基人。

五、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城市建设必须坚持实用、经济、美观的方针早在 1953 年周恩来在说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透彻地说明了交通运输业在国民经济中先行官的重要地位，他说：“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不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也无法有大的发展。”他又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虽然有两万四千多公里铁路，但是，以全国人口、地区来说，交通还是极不发达的。如果不把西南、西北、华北贯串起来，那么，新的工业基地就不能建设，城乡物资交流就不能发展，全国经济还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状态，这是不行的。所谓先行企业，就是动力、地质勘察、交通运输，它们都是开路先锋。所以，交通运输在五年建设中还占很大的比重，投资也比较大。”因此，在胜利完成“一五”建设计划基础上，他提出“二五”计划要以铁路为重点，相应地进行全国运输网和通讯网的建设。除了对现有线路设备进行必要的改建和技术改造以外，重点建设西北和西南地区的铁路，“三五”计划确定建设成昆铁路作为重点项目。周恩来对西南铁路建设指导是具体细致的，他对铁路的情况非常熟悉，从铁路局到一个编组站，乃至一个分局和另一个分局之间的分界口交接列车的情况，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常常从实际工作中一些小的问题，指出我们办铁路必须注意的方向原则问题。周恩来对西南铁路建设的一些技术设计问题，从隧道的净空、路基的宽度到闭塞信号的使用，都仔细地听取意见，做过详尽的批示，使建设工程进展顺利。中外闻名的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是在周恩来具体指导下进行的。从大桥建设的方针到桥址的选定、桥体的设计、施工技术的采用、建筑材料的使用，都一一过问。

周恩来对以铁路建设为重点发展交通运输事业是抓得很紧，颇有成效的。周恩来从交通运输的布局、港口码头的建设、运输线路的开辟，到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甚至连轮船上的几颗松动待修的螺丝钉都考虑到。以我国的港口建设和民航事业的发展为例说明。

旧中国的港口进进出出都是帝国主义和洋奴卖办的船只，旧中国的筑港事业也完全操纵在帝国主义和洋奴卖办手中。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发展人民共和国的筑港事业，在万事待举的 1950 年初，周恩来就来到天津塘沽新港，对天津新港的修复工作进行调查研究。20 多年来，周恩来先后到过大连港、连云港、上海港等我国重要港口视察，深入工人、技术人员、领导干部之中，走到码头的一个一个作业区查看，对港口维修、扩建、改造、运输装卸机械化水平、供水、供油、扩大吞吐量等一系列港口建设的基本方面都作过可行性的指示，并曾组织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 30 多个单位联合进行对连云港的勘测、设计、施工，解决科技难点，对连云港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建国后 26 年间，在周恩来直接关心和指导下，我国港口建设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我国的民航事业完全是崭新的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国内发展到国际航线，这和周恩来的精心筹划和指导创建是分不开的。他从重大决策到具体筹划都作过许多详尽的指示。早在 1957 年，我国年轻的雄鹰刚刚展翅飞行的初期，周恩来指示“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林彪反革命集团竭力破坏民航事业，他们有人竟要批判“安全第一”。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洞察力，识破他们的阴谋，针锋相对，坚决斗争，在一个批示中指出：“民航天天飞，不安全怎么行！政治第一是另一个范畴，政治一定要统帅业务。两个范畴的东西不能乱戴帽子。”周恩来要求民航总局注意研究各国民航保证安全的情况，要总结经验，凡影响到安全的事，周恩来要求非常严格，甚至连很具体的小事也不放过。过去，首都机场停机坪的西面有一个大标语牌是红底白字，机械员指挥引导飞机滑行用的两个指挥牌也是一面是红的，一面是白的。有一次，周恩来来到机场接外宾的时候看见了，就说：“这样飞行员看不清楚，会影响安全，要改一下。”以后，首都机场把指挥牌改成一白一黄。飞行员们十分激动地说，“周总理真为我们操碎了心啊！”

1965 年上半年周恩来指示：“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我们一定要飞出去！” 这是他考虑多年提出的重大决策。为此，民航部门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每当工作遇到困难时，都得到周恩来的帮助和鼓励。1965 年 5 月，周恩来亲自率中国代表团乘我国民航专机直飞非洲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同时又是首次实现“飞出去”的创举，他对机组人员说：“你们大胆飞吧，我和你们一起实践。”一个国家的总理，以这样的行动支持共和国民航事业的发展，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在飞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想不到的困难，比如在苏丹上空遇到了赤道负荷线，由于风的变化，造成强烈颠簸，飞机像一匹野马在空中难以操纵，飞行人员心情异常紧张、沉重，担心总理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就在十分困难的紧急时刻，周恩来泰然自若，坚定地说：“没关系，我相信你们！”飞行人员获得一股暖流，浑身增添了力量，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胜利完成了访问非洲的重大任务，中国民航“飞出去”的试验成功。当任务结束后，周恩来同飞行人员进行长时间的亲切交谈，鼓励大家说：“民航第一次飞非洲，路是人走出来的，你们这次不是走得很好吗？”“你们飞得很好，服务也很好，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回去好好休息几天，过几天我们还要出去。”“回去后要和没有飞过这次航线的飞行员交流经验，介绍情况，提高水平。”周恩来为推进中国民航走向世界，曾向民航负责同志提出：要在人员训练、规章制度、改善机场、通讯导航、空中管理、飞机维修、外事交涉、服务设施、治安保卫等十二个方面进行研究，并责成余秋里负责召集有关部门讨论解决，分工限期完成，逐一报上级审批。经过几年努力，排除了“文革”动乱的严重干扰，中国民航终于在 1974 年 10 月，先后开辟了通往欧洲、西亚、日本等四条国际航线，实现了周恩来提出的“飞出去”的宏愿。“中国民航”是周恩来亲笔为国际航班题字，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从此以后，每当开辟一条新的国际航线，尽管日理万机，重病在身的周恩来，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都要求民航局及时报告情况，对飞出去周恩来提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要求：一定要树立一种新的风气，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要求对每一条国际航线，每一次国际飞行，都要做仔细的准备。周恩来留给民航事业的期望：“要有雄心壮志，往发展想，向前看。”将永远指引着我国民航事业不断地向更新更高的目标奋进。

周恩来对我国的邮电事业建设予以高度的关注，他深知，不迅速改变我国邮电通信落后面貌，必将拖住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后腿。所以，他对邮电通信建设，不论是国内的通信建设或者是国际通信建设，都作了大量的具体的指示。尤其是对微波通信和电缆载波通信建设，更加关心。建国前，在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向通信战士提出“迅速、准确、保密”的要求。解放后，周恩来进一步提出，通信联络要迅速、准确、万无一失，要提高技术，加强保密。在编制每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中，都对邮电通信建设提出了相应的任务，都能如期实现。就在“文化大革命”出现“天下大乱”的 1969 年，周恩来在听取邮电工作汇报时，就指示他们要铺设地下电缆，把 29 个省、市、自治区联系起来。同年 10 月 19 日，周恩来又指示，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大规模建设微波通信。以后，周恩来亲自审查了用电缆、微波连接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的规划，亲自批准了我国第一条长距离中同轴电缆 1800 路载波通信干线的建设，亲自检查督促电缆、微波的建设进度，亲自批示有关部门及时解决通信建设上存在的问题。指示一切要经过实验，取得经验后再逐步铺开的建设方法，对电缆的埋设深度和路由走向等一一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工作指导和工作精神在动乱的年代是特别难能可贵的，这对我国邮电通信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对城市建筑的指导思想是很有特色的，概括起来是六个字：实用、经济、美观。这个思想是早在 1955 年从第一汽车制造厂建造工人宿舍的问题引发出来的，周恩来说：“我们建的宿舍一般说是比较注重实用、经济，不大注重美观的。”但是，“近来听同志们说，工人不愿意去住那里的宿舍，因为不大适合工人的生活方式，虽然有洗澡间等等，由于太麻烦，又不实用，楼房又太高，工人感到不大便当”。接着，他对北京城市建设追求富丽堂皇的倾向，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指出：“至于说到城市建设，北京应该批评，而且首先应该批评国务院本身。国务院领导下搞的北京饭店，那个大礼堂盖得富丽堂皇，猛一看，觉得不错；再一想，有点问题；过久了，就更觉得有问题。这一件事倒是一位缅甸的总理提醒了我，我很感谢他。在那个大厅里面，我请他吃饭，他问我：这个大厅是作什么用的？把我将住了。我说：大概有时开会用一用，吃饭用一用。马上我又说：我很感谢你，你启发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使用率一定太低了。”“总之，城市建设，搞一个礼堂也好，一个饭堂也好，到底使用率如何，没有设想过。拿北京来说，很多礼堂闲在那个地方，旅馆，招待所闲在那个地方。可是，宿舍却不够。不合理的情况很多。最严重的，在城市建设上，就是讲华丽。”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讲建设，第一是实用，第二是经济，第三是在可能的条件下照顾美观。”城市建设这六个字的指导思想，既从国情出发，又为人民实际需要着想，是一个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方针。

1958 年底至 1959 年初，在设计人民大会堂的过程中，周恩来在坚持“实用、经济、美观”的方针的同时，对设计人员鼓励他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大胆创作，在建筑形式和艺术风格上，要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并要求切实保证质量和安全。调动了各方面负责人、设计师、工程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发动大家各抒己见，百家争鸣，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周恩来还亲自找持不同意见的专家深谈，听取他们的设计意见，也耐心进行诱导，使设计逐步获得共识。在建设人民大会堂实践中，周恩来还提出我们的建筑必须“以人为主，物为人用”，使享用它的广大人民群众感到心情舒畅、感到自己是建筑物的主人。为了解决人与建筑物的矛盾，周恩来还提出了“天水一色”的设计思想，他启发大家说：“人站在海边，看海不显远，看天不显得高，人并不显得渺小，这是什么原因呢？”说罢，周总理随手用铅笔画了一个不规则的扁圆形的顶栅图，启发大家在设计上利用这个视错觉。这一席话，打开了设计专家们的新思路，有些从事几十年设计的老专家豁然开朗，倾心折服。所以，人民大会堂的内部设计成“天水一色”的形状，使人感觉既不压抑又不空旷，能容纳万人，整个礼堂的构造、装饰和色彩的有机结合，形成朴素、明朗、大方的气氛。人民大会堂的建筑风格和特色深深铭刻着周恩来的建筑思想和智慧光芒。

六、创建国防尖端事业，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

众所周知，旧中国经济的贫困与科学技术的落后是一对孪生兄弟，国弱民穷持续了一个世纪左右。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组织领导下，我国工业和科学技术逐步摆脱落后状态，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从无到有，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核潜艇下水，导弹、人造卫星上天，从而加强了国民经济的物质基础和国防力量，极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防地位。他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全国人民永远不忘。

第一，他善于集思广益，精心指导制订我国第一个和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 1956 年，他提出制定规划的指导思想，要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国的科学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组织了 600 多位专家参与规划制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周恩来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确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1956- 1967 年）的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选定了 57 项重要任务。根据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的具体条件，周恩来还在规划中果断地对原子能、喷气技术、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等工作方面采取了紧急措施。他在注意新兴技术和应用科学发展的同时，非常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他指出：“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的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增列了《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后又在这一基础上专门制定了基础科学研究规划。周恩来高瞻远瞩，深刻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使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少走了不少弯路，而且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为了发展我国的核武器，我国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专门人材，但由于我国有了一批有较深造诣的理论物理学家，所以才能使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取得较快的成功。在“文革”后期，周恩来对科学院的同志说：“为了发展核武器，当时从科学院抽调了一批做理论工作的同志，现在可以还给你们，以加强基础理论工作。”足见理论工作的重要和周恩来的远见卓识。

由于 1956-1967 年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方针正确，措施具体，组织落实，十二年规划提前 5 年基本完成。从而有效地解决了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使我国建立起一批重要研究机构，形成了自己的科研体系，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根据党中央提出我国努力争取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任务后， 1962 年 2 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广州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讨论制定第二个十年全国科学技术规划。周恩来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作了重要指示。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当年底开始组织编制《1963 年一 197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年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大跃进”之后，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困难，以及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撕毁协议的情况下制订的。尽管客观条件有些不利方面。周恩来积极鼓励科技人员要有雄心壮志，要有科学的态度，在 1963 年 1 月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要“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十年规划》突出之点是及时把刚露苗头的新兴学科如激光增列为重点项目。激光在我国得到较好的发展，它的应用将会带来多方面的技术革新，可能还会导致技术革命。周恩来领导制订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即《十年规划》）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在规划制定后，周恩来多次亲自召集各有关部门、科学人员和领导干部开会讨论，组织协作，检查进度，攻克一个个难关，部分地实现了规划的要求。可惜《十年规划》实行不到 5 年，由于十年动乱，被迫停止了。尽管历史发生了暂时的曲折，但是，周恩来指导我国科学技术工作所制订的规划以及它的实施所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财富。第二，他呕心沥血，创建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共和国刚刚诞生，美国政府依仗手中的核武器，妄图称霸全世界。面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威胁，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强调指出，一定要急起直追，掌握原子弹。毛泽东还说过：我们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而周恩来则为党中央迅速作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重大战略决策做了许多奠基工作。（1）是让科学家在国外采购了一些核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用这批仪器资料以及我国科学家自己制造的一批核科学技术实验设备，在 20 多个学科领域开展了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科研骨干，获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为创建我国核事业在科学技术上做了基础准备。（2）周恩来十分关注我国铀矿资源的勘察工作。在国务院第三办公室下设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开始我国铀矿资源的开发工作，为我国核工业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

1955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参加会议。会议认为，我国铀资源经过进一步勘探，一定会发现更多，核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基础，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中央书记处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揭开了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

根据中央的决策，原子能利用被列为 1956 年至 1967 年 12 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中第一项重点科学研究任务，摆在很突出的地位，这就开始了我国核事业的起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亲自领导正确处理了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即：当苏联政府表示愿意对中国发展核事业提供科学技术和工业援助的时候，我们就不失时机千方百计争取这种援助，同时又十分注意发展壮大自己独立的科学技术实力；而当苏联毁约停援的时候，我们又迅速地组织实现了全面自力更生的大转变，在周恩来精心组织和指挥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和爆炸试验成功就是明证。

1959 年 6 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关于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1960 年 8 月，在二机部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撤走，并带走了重要图纸资料，此后设备材料的供应也全部停止，给我国正起步的核工业造成巨大损失和严重困难。有些外国人幸灾乐祸地说，这是对中国核工业的一个“毁灭性打击”，断言我国核工业“处于技术真空状态”，武断地说中国“20 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历史给嘲笑者一记响亮的耳光。党中央及时地组织全面自力更生进行核工业建设的大转变，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自 1961 年到 1962 年上半年，经过核研制和生产的广大科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