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长处
一、从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实际出发，充分认识加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周恩来不仅是我们国家内政的大管家，也是我国外事工作的奠基人。周恩来在担任总理 的 26 个春秋里，对我国的外交、外经、外贸工作倾注了尽可能多的心血和精力，在发展对 外经贸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一份极其宝贵的遗产。
周恩来纵观近数十年世界的发展历程，反复强调指出：世界各国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发 展，绝不是孤立的，而必然是相互关联的。国际的经济交流和合作是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可缺 少的条件之一。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 另一方面也依靠国际合作。无论是我们中国和所有发展中的国家乃至战后日本、欧洲、美国 都是如此。新独立的亚非国家一方面需要自力更生，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另一方面也需要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其他国家进行友好合作。”周恩来曾向缅甸领导人说：“今天世界上没 有一个国家可关起门来进行建设，不同别国互通有无。”周恩来还对墨西哥客人说过：“‘闭 关自守’这在中世纪都不可能，何况现在。”各国经济技术的交流和合作，对各国自身经济 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不能离群而生活，国家也不能没有朋友。”
周恩来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对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交流合作的紧迫性曾 作过深刻的阐述。1954 年 8 月 12 日，周恩来在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的一次干部会议 上讲话时说：“经济、文化落后的现象，我们要承认。如工业就比英国落后，文化虽然源远 流长，光辉灿烂，但从近代水平来看，我们是落后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水平都很低，从 质和量上说都是如此。”1956 年，周恩来曾估计：“中国自己落后了一个世纪。”为此，我们 必须防止自卑，也要防止骄傲，而应当树立自信心和自尊心，有决心使我们的民族能够成为 自强的民族。他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是，要使经济技术 达到现代化的水平，也需要进行国际间的合作。”周恩来对待内外关系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观点的。他说过：“我们固然以自力更生为主，但还要以争取外援为辅。国内市场固然量大， 但必须重视对外贸易。我们从中央到地方，都要重视对外贸易。”
二、提出和平经济政策，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我国和平经济政策的倡导者和奠基者是周恩来。在长期领导对外经贸工作中，他在坚持 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宝贵经验。
其一，我国的和平经济政策，是周恩来作为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提出来的。1959 年 5 月，周恩来在总结建国以来外经外贸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我 们对外是和平共处的政策，决不向外扩张。当然，如果人家攻来，最后我们还是要反击的。 我们的对外贸易也是这样，不是向外扩张。我们的对外贸易政策，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对 外贸易政策。”周恩来提出的和平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平等互利，达到互通有无，达到争取 外援，发展自己的目的，而绝不是为了掠夺和扩张。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对 外贸易政策上的本质区别。
其二，周恩来根据“政治和经济是不能分开的，基本上是不能分开的，但是，有时也 可以分开”的原则，对不同的社会制度国家的外贸外经，提出了不同的具体方针。1959 年 5 月，周恩来提出：（1）“对兄弟国家要合作互助，共同发展”，应该看到兄弟国家对我们的帮 助是很大的。我们当然也应该帮助兄弟国家。（2）“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平等互利，帮 助他们的民族经济逐步地向独立方面发展。”并且强调帮助民族主义国家，不要附带政治条 件。要认真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3）“对和平中立国家的政策是互通有无，加强往来”。对 争取和平中立国家很重要，对和平中立国家应该做些生意。（4）“对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追随 者的政策是，经济关系服从政治关系，经济斗争服从政治斗争。对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这一 类国家，我们要考虑使贸易来往对我有利。买卖可以做，但我们对这些国家要随时掌握气候， 经济斗争必须服从政治斗争。”
上述对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经济贸易工作采取不同的具体政策，充分体现了周恩来 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由于决策正确，实施得力，因而，建国以来 我国同世界各国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在打破封锁禁运种种困难的条件下发展和扩大。新中国 刚建立，为反对美国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打破禁运封锁局面，周恩来提出与一切友好国家 “互通有无”，要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平等的经济关系。美国政府对我国搞禁 运，我们就“以货易货”，不用结汇，我国出口的农产品，换回来的是工业装备。在这个方 针指导下，我国同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广泛开展起来，同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开始 接触，这实际上是对美国政府制造的封锁禁运打开了缺口。自 1955 年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 在万隆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广泛的赞同，从此以后，我国对外经 济贸易交流合作逐步全面铺开。
其三，周恩来本着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的真诚愿望制定、提出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 八项原则。
1963 年 12 月中旬到 1964 年 2 月底，周恩来在陈毅陪同下，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亚非欧 14 国（其中非洲国家 10 个）。这次 14 国之行，是我国历史上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 活动，也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周恩来革命实践的一座丰碑，他不仅把中国人民的友谊之路铺 向了觉醒的非洲，而且在访问期间，经过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提出了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 助的八项原则并正式写入了 1964 年 1 月 21 日发表的中国同马里共和国两国政府的联合公 报。这八项原则是：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 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 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 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 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高，使受援国政府能增加收入， 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 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
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新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 这种技术。
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 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这些原则，体现了援助、支持都是相互的，双方是平等的精神，同大国沙文主义，同 殖民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开创了光辉的范例。
其四，为了不断地扩大经贸往来，更为了国家的信誉，周恩来提出了外贸工作一定要重 合同，守信用，重质先于重量的原则。
他曾尖锐地指出：“订合同不守信用，会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受到损害。”“要定一 条原则：要么不签合同，签了合同就必须守信用。”
周恩来特别重视出口商品质量。1959 年他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出口商品中 大约有百分之几的东西质量很差，有些东西很不成样子。对此，进口国家的反映很不好。一 个苏联工人来信说，他们夫妻因为新婚，买了一对我国出口的幸福牌金笔，回去一用，一支 漏水，一支不出水，幸福变成不幸福了，对这对夫妇来说，的确带来不愉快。“苏联外贸部 告诉我们，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二百八十多封群众来信，反映中国商品质量不好，说过 去中国货的质量很好，现在如此，很是痛心。不仅兄弟国家有此反映，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也 有反映。出口商品的质量是很重要的，对外贸易一定要保证质量”。周恩来对外贸产品质量 的要求是一贯很严格的。就是十年动乱期间。他重病在身时，仍然十分关心这件事。1971 至 1972 年间，他对援外装配的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作过严厉的批评：“歼六四十架，原 说是为援助装配的，一经检查，便有七架不能交付，占全数的百分之十七点五。只此一端， 就可看出我们飞机生产质量下降到什么程度，还不够我们提起警惕么？”“质量这样下降， 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这是路线问题，要在这个月内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从这里可以看 到，周恩来是把外贸产品质量问题同国家的信誉联系起来，从路线的程度来看待的。
他常常教导外事人员说：外事无小事。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都 不能马虎。周恩来这种从外交斗争的全局、从国家利益的大局看待外贸产品质量的思想，对 我们今天的外贸工作仍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五，周恩来以其超人的智慧和坚强的毅力，开通了与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发展贸易的渠道。
早在建国之初，美国对我搞禁运封锁，日本敌视中国，整个西方国家同新中国处于对峙局面。周恩来为发展我国外交与外经贸事业进行了迂回曲折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通过以货 易货，以民促官，以外贸促外交等种种途径，很快地不但打破了国际敌对势力的封锁，而且 把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逐步扩展到了世界五大洲。其中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我国先后进行三 次大规模的引进：第一次是在 50 年代，从苏联引进 156 个项目，大多数成为我国工业基础 的骨干企业；第二次是自 1962 年至 1966 年，同西方国家谈判成交的成套设备 20 多项，合 同金额约 3 亿美元，主要有石油化工、化肥、化纤等方面；第三次是从 1972 年开始，从西方国家引进化肥，乙烯，和 1.7 米轧机等成套技术设备，共计 43 亿美元。这些引进项目的 建成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此外还从英、美引进了飞机发动机制造技术、卫星地面 接收站、飞机惯性导航设备，对我国发展尖端科技起了促进作用。
周恩来一贯主张“外交发展了，外贸也要发展”。自中美关系正常化迈开重要一步的 1972 年 2 月 28 日《联合公报》发表以后，周恩来积极寻求不同政治制度下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 的办法，于 1973 年 6 月邀请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洛来华访问。周恩来 同戴维·洛克菲洛谈话时探讨了三个问题：第一，达成了通过两国银行合作渠道促进两国经 贸发展的共识和协定。周恩来肯定：“中国银行可同大通银行直接办理互相汇款和支付旅行 支票的业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样，结束了自 1949 年 10 月以来中美两国贸易来往 不能使用美元或人民币计算而只能使用第三国货币来计算，这是很滑稽的事实，开辟了“通 过两国银行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这是我国迈开通过国家银行合 作的渠道发展对外贸易的第一步。第二，双方确定通过互派人员考察相互的市场和国家需要， 减少盲目性，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同年秋季，美中贸易全国理事会派出了一个由二三百家美国公司组成的代表团参加我国 1973 年秋季广州交易会。周恩来对美 国客人指出：“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 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周恩来在结束谈话时还强调：“互相多接触就能 够推动发展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可以说，周恩来同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的 谈话，确定了发展中美经贸活动的方向并共同寻求合作互利的渠道。第三，从 60 年代后期 以来台湾、香港等地区发展经济贸易若干新鲜做法，周恩来提出发展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 有利双方的贸易办法。周恩来对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台湾经济贸易得到较快发展的情况是 很关注的，但对其发展贸易迅速的原因不甚清楚。他对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谈及此事时说： “我也是这两年费正清教授跟我谈了这个问题我才知道，原来我很奇怪，它的贸易额为什么 高？一调查，清楚了。它吸收了一部分外资，这部分外资当然是支持它的。而且你知道，台 湾的劳动力很便宜，比香港和日本还便宜。”周恩来话音一落：美国客人接着说：“而且他们 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优惠条件。”周恩来在谈话时表示过：“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 上台湾的严家淦，严在台湾替蒋介石作帮手。”周恩来接着说：“他本来在国民党中没有地位， 只是在银行中有一个小职位，但他对做生意，搞贸易有那么一套，这对蒋介石有好处的。” 周恩来归纳了严家淦做生意，搞贸易的一套做法：一是知道一些国家市场的需要，主要是加 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二是在台湾根据国际市场的商品需 求办加工厂或来料加工厂，提出一些花样更新、色彩更好的商品，对外销售；三是引进美国、 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办来料加工厂，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四是在台湾 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几项做法，就促使台湾的贸易额迅速增长。 在“文革”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以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正确概括台湾经 贸发展的若干措施，不仅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勇气，也反映了他非凡的洞察力和 远见卓识，为我国寻求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发展双方有利的贸易途径，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周恩 来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
三、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把学习、利用、发展结合起来。
1956 年 5 月 3 日，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明确提出：“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这是一 个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方针。周恩来提出这个方针的前提是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向一切国 家的长处学习统一起来，发展我国的经济和文化。他说：“从社会制度来说，我们是实行社 会主义制度。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中间道路的。 但讲到国家关系，就不能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好，非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不好。” “还要有另一条，那就是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 让人民选择。因为有这两条，我们就必须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这样，我们的制度 就会更优越，我们就能在和平竞赛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应该承认，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 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 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1963 年 1 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在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方面“我 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 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周恩来把学习、利用、发展三者 统一起来，他强调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如何做到学习、 利用和发展三者有机结合呢？周恩来强调要采取的正确态度和正确方法，纠正错误的态度和 方法：
第一，必须首先纠正那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周恩来批评了那种认为我国科学经济的落后反正不能马上改变，反正需要靠苏联的帮助的依赖思想。他认为以这样的态度对 待外国经验，必然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碰到什么问题就学什么，没有全面规划，这样 永远摆脱不了依赖和模仿的状况。这样的方法是错误的、有害的。正确的方法应当作出全面 规划，分清轻重缓急，有系统有计划地利用国际科学的最新成果，尽快地赶上国际的先进水 平。
第二，必须纠正近视的倾向。周恩来明确指出：“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 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因此，“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 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 所偏废。”1956 年初，周恩来又一次指出：“过去几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国在 目前需要在技术工作方面多投入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的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 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 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
第三，必须打破大国主义的倾向。周恩来指出：“我们是一个大国，由于我们的努力， 社会主义建设可能发展得更快一些。”但是，“我们要时常看得远一些，骄傲自满总是危险的， 而且我们国家这么大，容易有大国主义的倾向”。周恩来要求各部门经常地检查这个问题， 防止这种错误倾向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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