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是康有为,戴逸的小说叫《梦醒与嬗变》,这本小说的作者是康有为最新写的一本其他小说风格的小说,情节引人入胜,非常推荐。主要讲的是:可能被怀疑为剥夺地方权力回收中央的企图。事实上戊戌维新的发动者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两难之局;推动中央变法,显然矫了洋务运动之弊,但却又有意无意地打击了地方长期变革的积极性。康、梁等人虽然痛恨督抚专权之...
精彩章节试读:
禄寺的心态),就是连曾、左、李的幕僚班子也比不上。曾国藩幕僚每日早起议事,李鸿章当幕僚时就因为睡懒觉还挨过骂。也难怪连它分内的外交事务也常常被北洋和南洋大臣分了去。
“新衙门”尚且如此,其他的中央机构六部、各监寺就不用提了,在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中,它们一点变化也没有,对于洋务事业成全者少,碍事时多。
研究近代化的论者总喜欢将几乎同时起步的中日两国相比较,其实两国近代化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几乎始终是一种地方行为,而日本则非是。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显然缺乏一个领导中枢,那怕是个不好不称职的中枢。从头至尾,洋务运动事实上并没能在全国范围推开,多数内陆省份在这30多年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李鸿章在给郭嵩焘的信中的抱怨显然是有道理的:“果真倾国考求西法,未必遂无转机,但考求者仅丁日昌、鸿章及执事(指郭嵩焘一笔者注),庸有济乎?”倡导运动的地方督抚由于派系轸域、利益的分割诸因素的缘故,使运动显得各自为政头绪纷乱、支离破碎,一些还算差强人意的事业往往也在倾轧中作了牺牲品。虽然朝廷也希望通过洋务运动来增强自身的应变能力,但却也不无高兴地看到其中的倾轧与纷扰。有时,中央政府对各地洋务政策上的承允程度,也构成了政治平衡的一部分。西太后与奕最关心的还是政局的稳定与力量的均势,尽量减少日益增大的离心力对朝廷的威胁。
洋务运动自始至终的地方导向,一方面可以说是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国情势所致,一大批“中兴名臣”所代表的地方势力,不仅在实力上可以与中央相抗衡,而且还是19世纪后半叶中国政治最具有活力的因素。不论以后的人们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有什么样的评价,但他们毕竟是当时中国比较敏感地感觉到了西方压力,并意识到这种压力的真正意义的掌权者,虽然只是地方政权的掌权者。在当时,也只有属于他们的势力集团有能力、有主动性来迎接西方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央政府有意放弃对运动的领导,无意也无勇气担承这既有违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