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

有很多书友在找一本叫《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的小说，是作者张鸣写的一本轻类型的小说，小说的内容还是很有看头的，比较不错，希望各位书友能够喜欢这本小说。明清两代，最大限度地简化了地方官系统，县级地方主官一般不再配备分管的杂佐官吏，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又使得“正途”出身的地方官，基本不具备处理钱粮、诉讼、河工以及送往迎来等行政事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新官...

精彩章节试读：

明清两代，最大限度地简化了地方官系统，县级地方主官一般不再配备分管的杂佐官吏，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又使得“正途”出身的地方官，基本不具备处理钱粮、诉讼、河工以及送往迎来等行政事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新官上任时尤其如此。所以地方官必须配备自聘的幕僚，这些幕僚也是读书人，但代代相袭专门研习行政专业知识，人称“师爷”，有刑名师爷、钱谷师爷、文案师爷等不一而足，由他们帮助地方官处理日常事务。除了地方官自聘的师爷以外，每个衙门都配有六房书吏，以对应中央的六部，最下面是三班衙役（实际上不止三班），书吏和衙役才是行政的具体执行人，而师爷只是帮助地方官决策的参谋。在这样一种衙门体系中，衙役的人数最多，虽然正经编制内的“经制正役”州县一级不过几十上百人，但编制外的副役和帮役往往几倍于此，而城里的泼皮无赖又特别乐意跟着衙役跑腿办事，他们又被称为“白役”，常常是一个衙役后面有几个帮役，一个帮役后面又有几个白役。从法律上讲，衙役的地位非常之低，甚至比一般农民还要低贱，属于三代不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是，在实际的行政运作中，衙役却是跑腿最多的“官人”，可以拥有官方的威势甚至权力，行使类似警察的功能，送达公文、送交传票、拘押人犯、执行刑罚等，农民实际上不能不怕他们，从事这种行业，虽然为人轻视，但油水却不少，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自甘下贱厕身其间的原因。

这样一来，自恃身份的乡绅显然不乐意也不屑于与贱民身份的衙役打交道（即使只是一介生员也怀有同样的心理），而县以下的行政负责人，又是必须与衙役接触不可的，所以，很自然的里正之类的“乡官”就没有乡绅会去做了。不仅如此，在一些地方承担这些事务的人实际上成了乡里爱跑腿不务正业者的专利，或者由成年男性村民轮流担任，成为一种特殊的劳役。衙役和“乡官”一起，成为官府与乡里社会发生日常联系的中介。

在明清两代，官员的俸禄都比较低，一个官员如果真的单靠自己的俸禄实际上只能过非常可怜的日子，甚至连家小都难以养活。但除了极少数的刻意追求万古扬名的清官，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过得相当好，就像马克思·韦伯说的那样，在古代中国当官是一种最保险而且获利最丰的事业。一任地方官下来，即使并不贪婪，也可以从此过上富家翁的日子。退一步说，做地方官的即使不为自己打算，但他仍然需要支付幕僚的工资，应付随任的家人，以及打发必不可少的官场上的送往迎来，所以，必须有大量的进项才足以敷用。同时，书吏和衙役，他们也需要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所有的这些灰色收入，只能取之于农民。当然，传统政治体制里存在着制约地方官吏过分榨取的机制，在官是一靠道德名声的鼓吹，二靠监察系统的监督；对于衙役则用低贱其身份的办法，使得这些人地位不可能上升，因而抑制他们的贪欲。然而，如果没有实际生活中某种实在的势力横在他们前面制约着他们，这些机制的作用实际上发挥不出来。而乡绅的存在就是这样一种制约势力。通过对官方过分榨取的制约，实现他们对乡村的统治和保护，进而通过这种保护获得自己的利益（官方的过分榨取，实际上是侵害了乡绅的空间）。

在太平年景，由于乡绅是乡村的实际统治者，而官府也名正言顺地对乡村实行着统治，所以，这两个实际的中介者都大事说了不算，只在实际操作中可以有一点小小的余地。衙役主要代表官府，所以主要是地方官的跑腿人，而“乡官”则主要代表乡绅，实际上是乡绅的跑腿人。当然，在实际的生活中，具体的运作要比较复杂一点。在同一个自然村或者自然村集合里，乡绅可能不止有一个，里正保长之类到底听谁的，还要看乡绅间势力人望的大小，宗族间势力的分割以及宗族内部等级顺序等因素。

所以，我们在表面上只看见衙役们往下跑，里正们在村庄里的街上跑，有时还被带进衙门，甚至被捉进去挨板子打屁股，但乡村政治的具体运作，决定权其实操在高高在上的朝廷地方官和躲在幕后的乡绅手里。从某种意义上讲，朝廷往往听任乡绅把持乡政，使乡村处于某种形式的自治状态，而乡绅则充当了乡民与乡里社会的保护人和统治者的双重角色。他们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地方官局部的过分行为或者说局部的暴政，这对于朝廷的根本利益是有好处的。在清代，朝廷为了防止衙役的扰害，在每年的两季征粮征税中，禁止衙役下乡催收，更多地依靠乡里组织协助地方官完成每年最重要的公务。在实际运作中，乡绅在其中往往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按惯例，凡到征收季节，地方官就会召集当地乡绅商议，参考乡绅的意见定出应征的数额（其中自然包含了从官员到衙役的好处），然后由衙役和里正共同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只要按数额交纳，衙役的扰害可以减到最小，但少数交不上的，还是会被官府“追比”，即挨板子甚至号枷示众，这里，当然还是有衙役很大的用武之地。当然，由于地方官和乡绅角色的差异，代表的利益群体也不同，所以在乡政的具体运作中，难免会出现矛盾甚至冲突，尤其是在类似灾害年景的动荡时期，而且官僚系统又处于信息不灵，运转低效的时候，在赋税征收与减免之类的问题上特别容易出现问题。地方官必须完成上面的任务，而乡绅必须维护乡民的最后利益，而且与乡民打交道最多的“官人”基本上没有法定的“工资”，收入全凭为官府做事的灰色收入，所以他们往往比地方行政长官更乐意出现诉讼案件和官绅纠纷，这样他们就有机会捞取更多的好处。所以官绅也会出现真刀真枪冲突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