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恐惧、无限悲伤的日子。
自记事起，母亲留给我的印象就是满头的白发、紧锁的眉头和不屈的脾气，很少见母亲开心地笑过。
记得在1969年的初秋，地里的包谷苗刚长得过了鞋面，父亲送母亲和家里头排行靠后的我们哥儿仨，从新疆哈密回河北农村老家。五天四夜的行程，母亲几乎是躺在硬座上熬过来的，她一直在头疼，有时疼得她不住地咬牙呻吟，面对这场景，我们都束手无策，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用手指甲掐她的额头。我们知道，这是她过度操劳和担惊受怕造成的神经损伤。
“文革”开始后不久，父亲就受到了冲击，原因至今我也没搞清楚，只知道父亲东躲西藏地跑了，许久没了音信。单位停发了父亲的工资，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如天塌一般，靠好心的邻居们接济生活。印象中，母亲抱着弟弟，我拉着母亲的衣角，隔三差五地去父亲的单位找领导讨要生活费，回到家里，母亲会长久地坐在凳子上发愁流泪，甚至有时会卷上一支烟卷抽，她由于担心父亲的安危而整夜无法入眠，艰难的日子熬白了母亲的头发，也从此落下了经常头疼的毛病。
母亲的内心很苦，她把这种苦压在心里，从不对外讲。母亲原是有单位的，在一家国有单位工作，还是在西安城里，但她拗不过父亲的执著、好胜，辞去了工作，回家当了家属，并随父亲的单位来到新疆哈密的戈壁滩修铁路。这件事，母亲一提起来就伤心，那是她心中永远的痛。父亲花钱手大，又喜欢拉扯，交给母亲的生活费有限，她为一大家子吃穿用发愁，要精打细算才能熬过一个月。
在老家待了半年多，母亲和哥哥弟弟又搬了出来，回到了父亲的单位，母亲继续当家属，操持着一家人吃穿，但她也开始打零工，她要挣钱补贴家用。她干过给汽车装卸的活儿，也冒着严寒砸过铁轨用的道砟石子儿，还干过砌墙垒砖的活儿，每当有正式的女工指挥她们干活时，母亲回到家里就会委屈，她觉得，她很能干，是父亲造成了她现在的窘相。
母亲不仅好强，还心灵手巧，生性又爱干净，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母亲下班回来夜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