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
邓小平曾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薄一波也曾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始于毛，成于邓。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建立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6月，刘少奇奉中共中央之命秘密访问苏联，就新中国成立的若干问题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刘少奇回国时，带回了220名支援中国建设的苏联专家。新中国的成立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之初，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对新中国进行严密封锁。我们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边倒”的方针，即倒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因此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照搬了苏联的经验。在学习借鉴苏联经验的过程中，毛泽东对苏联模式总觉得不满意。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打破了斯大林的神话。此时，我国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了六年的建设，苏联模式的弊端明显暴露出来，中国共产党人也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如何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避免苏联模式的弊端，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必须要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1955年底到1956年初，为了起草中共中央向中共八大的报告，刘少奇先后听取了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国家计划委员会等30多个部委的汇报，对新中国建设有了全面的了解。1956年4月，毛泽东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各部委汇报，对此十分感兴趣，让薄一波给自己也安排了各部委的汇报。4月22日起，毛泽东先后听取了财经方面29个部委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5个办公室负责人的汇报。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对关系：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以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好地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强调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同时提出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强调兼顾三者利益；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是非关系问题上，要允许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毛泽东说，《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可见，《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人作了发言。这次大会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执政党建设等方面作了全面的总结和部署。这些报告中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由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还处在探索阶段，一些提法还不够成熟，一些正确的观念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这即意味着在今后的探索中难免会出现反复。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即面临着各种矛盾问题，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关系到新中国的稳定。早在1951年，刘少奇率先在党内提出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概念。他说，现在国营工厂中所要处理的，已经不是阶级矛盾和剥削关系以及由这种矛盾和关系所发生的问题，而“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1956年，波兰、匈牙利等国一些工人、农民不满现状，上街游行示威，导致政局动荡。我国一些地方也出现罢工、请愿事件，几十个城市学生罢课，浙江发生请愿、哄闹事件达1100起，广东先后有十一二万农民退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人民的生活。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类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要用强制和专政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4月，刘少奇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提出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解决。他还提出，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否则就会产生干部是人民的敌人或人民是干部的敌人的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认识有了很大发展。
这一时期，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失误。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需要全党上下团结一致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但当时党内部分党员对党的任务不了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在党内有新的滋长。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整风的主题。整风运动进行到一定阶段，党中央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各地组织党外群众参加的座谈会，听取批评建议。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些人说共产党进退失措，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要求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此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出现波折，我国国内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游行请愿事件。如果我们不进行还击，势必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6月8日，党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6月底，党中央预计北京地区极右派约有400人左右，全国约有4000人左右。由于反右派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一些真正为党办实事的党员也被打成右派。十天之后，党中央统计的右派分子约有8000余人。但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统计，当时全国共划定右派分子552877人。这次反右派运动是很有必要的，但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损伤了一些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的积极性。
这一时期，我们党在经济建设上犯了“大跃进”的错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上到下，许多人头脑发热，认为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主义建设就可能取得更大成绩。1957年11月，毛泽东出席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会上赫鲁晓夫提出15年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在征得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同意之后，毛泽东提出15年内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958年《人民日报》社论进一步宣传了这一口号。赶超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粮食产量和钢产量，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农业生产建设的高潮和大炼钢铁运动。我国实行的严格的计划经济，在高指标和批右倾保守的压力下，各地出现了虚报产量等浮夸现象，各地亩产上万斤的虚假消息不断在《人民日报》等党报党刊刊出。各地组建了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湖北当阳跑马乡党委书记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从明天起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我的就是你的了，你的就是我的了。至于老婆是否还是自己的，要等请示了上级再说。各地一拥而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在各地迅速兴起。到1958年9月，钢产量还没有达到预定指标。全国各地总动员，大炼钢铁。砍伐森林，土法炼钢，当年完成钢产量1070万吨。但为了保证煤、铁矿等原料的运输，其他行业的生产和销售被人为压缩。农村最精壮的劳动力被抽去炼钢，一些地方的棉花、粮食等作物烂在地里，造成丰产反而减收。城市人口的增加导致国家粮食征购量加大，一些地方大搞高估产和浮夸，国家征购之后农民口粮严重不足，一些地方因缺粮出现了不正常死亡的问题。尽管这中间党中央也曾对“左”的做法进行纠正，庐山会议的最初议题就是纠“左”，出于种种原因，“左”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
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作了《十年总结》，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尽可能盲目性少一点，主动性多一点。他明确指出，我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是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进行调查研究。1961年，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毛泽东提出1961年是调查研究年，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分散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党中央及时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9月30日，党中央批准了《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之后，党中央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坚决反对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响亮提出，过去几年所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天灾，而在于人祸，国民经济出现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经过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党中央全面致力于经济的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大力精简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支援农业建设，对糖果、糕点、手表、自行车等商品实行高价政策，促进了货币回笼。党中央在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也进行了调整，经济形势迅速好转。
在调整的过程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又出现了新的波折。由于中苏论战的激化，党内对形势的意见分歧又发展起来。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和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批评了将问题看得比较严重的“黑暗风”、主张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到1964年，全国一些地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起来。直至演变为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陷入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