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小说免费阅读_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完整版全文免费阅读

《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免费试读

三国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传统政治格局中“合久必分”的分裂阶段，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制度甚至文化的大变局时期。已经统治了300多年的经学讲究，终于撑不住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人们见惯了孝道冠冕下的虚伪，开始用放诞来自我安慰。三国时代曹魏对实用学问的追求，虽然没有使学风扭转，但毕竟瓦解了经学的统治地位。经过乱世的催化，经学与老庄结合，生出了玄学，随后，汹涌而来的佛教和佛学，又为玄学添了无尽的燃料。于是，官方意识形态，变成了门阀贵族挥拂清谈、浅斟低唱的玩意儿。文化上变异，政治上也在变异。自西汉末年以来，中国政治的最大问题就是官僚门阀化和地方政治豪强化。东汉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导致政治上枝强干弱，门阀与豪强势力愈发强盛。仅仅由于统一的意识形态还在起作用，以及中央政府的武力震慑，才勉强维持了统一的格局。到了东汉末年，在外戚和宦官的争斗中，朝政陡然恶化。党锢之祸摧毁性地打击了朝中仅有的意识形态正统力量的体现者，朝廷与士人之间的纽带中断，于是在农民起义和地方军阀的双重打击下，东汉朝廷名存实亡，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期。在混战中几个杰出的军阀脱颖而出，但仍然没能走出地方坐大、门阀专权的阴影，反而强化了门阀与豪强政治。西晋统一后，面对地方势力坐大和门阀政治的现实，采取了饮鸩止渴的对策，以实封王族并赋予他们军权的方式来对抗门阀与豪强，然而却导致了更加迅速败亡。进入东晋以后，中国政治进入了皇帝与门阀、豪强共治天下的局面，而门阀政治也经过宋、齐、梁、陈四朝的放肆发展，最终走进了自己的坟墓。北朝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草原特性，但这种制度尚处在学习汉文化的阶段，往往追求对南朝的效法，在制度上缺乏创新。没有南渡的士族，居然也形成了比南朝更有讲究的门阀。门阀政治在北朝也存在，只是跟少数民族政权和部落政治畸形地结合在一起。

第一节三国，贵族政治浮出水面

东汉末年，在各地豪强日益强大的情况下，中央政权非但不能抑制地方的离散趋向，反而在外戚、宦官和朝官的三角争斗中，迅速走向衰落。黄巾起义使得各地豪强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进一步壮大，而且突破了地域界线，形成了若干跨州郡、以军事面貌为标志的大豪强与门阀性的豪强。汉灵帝死后，在突发的外戚与宦官的大冲突中，两者同归于尽，政权落入了毫无经学背景，而且有些胡羌化的凉州豪强董卓手里，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在董卓残暴统治下，连两京都遭到了毁灭性破坏，王朝政府赖以存在的物质基本消亡。随着董卓集团的分裂和覆灭，历史进入了军阀割据、群雄并起的大混战时期。

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关键的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了曹操与袁绍两大集团对峙的格局。最终曹操利用把持中央政府的有利政治形势，“挟天子以令诸侯”，击灭袁绍，统一了中原。但接下来的赤壁之战，使得曹操统一天下的步伐受阻，从此形成了曹操、孙权、刘备三分天下的局面。

在东汉年间，已经出现了某些世袭为官的家族，在地方上表现为长期把持某一郡的政务，家族势力庞大，拥有大量的依附农民，被称为豪强；在京师，则表现为子孙累代为公卿，呈现出某种贵族化的倾向，人称“门阀”。门阀和豪强事实上的分野并不是那么清晰，也存在着互换的可能，但一个统一的特性就是权力地位的世袭性和家族势力集团化。

从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到整个三国时期，是贵族与豪强政治的充分发育阶段。

一、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的经学的衰落

以军阀混战为契机，作为维系君臣关系特别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经学开始式微，而那些练兵、打仗、筹粮等实用的学问变得吃香。汉灵帝时的鸿都门学，到了曹操手里被继续发扬光大，诗歌词赋之学不再被人看不起，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亲自操练文学，蔚为风气。同时，东汉以来士大夫狂热追求孝道的风气稍杀，曹操甚至公开强调不忠不孝而有治国之术的人，他也可以起用。在这种传统意识形态衰落的情况下，士人对皇权的效忠已经被极大地削弱，每个人的主公只能是起用他的豪强性的官僚，其效忠基本上指向这些有力者。

二、地方豪强与官僚的高度结合

出于割据一方的需要，地方豪强与地方官僚进一步结合。地方官如果不是豪强，也必须使自己变成豪强，而且如果想要加强其所控制地方的统治，必须借助当地的豪强。从东汉中叶起就出现的官僚世袭化家族化倾向日益严重，实际上，到了三国时期，地方官已经从朝廷雇员逐渐变成了半个世袭贵族。而在军阀混战时期不得不起用的一些寒族人才，很快地就融入到贵族门阀体系之中，没有对贵族化倾向有任何的纠正。

三、农民变成了豪强的依附者

由于长期战乱，为了求得庇护，农民迅速地佃户门客化，转变成为豪强的依附者。他们或者归附于强势诸侯，成为他们具有半奴隶性的士家制兵户，或者投奔坞壁，成为坞壁主的依附者。独立农户变得非常稀少，中央政府的财政实力因而也十分虚弱。

四、三国政府对豪强贵族的依赖

魏、蜀、吴三国，实际上都是依赖贵族豪强的支持，才能维持下去。魏国在开始时，皇族就是具有最大势力的豪强。他们聚拢了最多的人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皇族集团内部也因贵族化而受到削弱，因而不得不依靠地方大族的支持才能存活，以至于最后被司马氏联合其他豪族灭掉。吴国建国之初，就依赖江东豪族的支持，吴国掌权的主要官僚基本上由顾、张两大姓垄断。蜀国情况稍好，但也是外来豪强与当地豪强的结合。

五、豪强的军事化与兵役制度的变化，加强了贵族政治

从东汉末年起，战争开始成为最大的政治。地方官、豪强或者身兼豪强和地方官二任的割据者，都变成了军人。各个集团都演变成了军事集团，而出于军事需要，集团内部的联系被强化，集团首领和下属之间的依附性关系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从曹魏开始实行的“士家制”兵役制度，使士兵和他们的家属成为将领的私属。尔后，由于三国分立，彼此间的竞争和战争状态，使得各国内部的势力集团依然要维持其军事化的面貌，他们的私属必然家族化和世袭化。

第二节九品中正制和“户调式”与门阀政治

三国中的曹魏，本是来路不够纯正的门阀创立的国家。曹氏发迹，要归功于势力很大的高级宦官，虽然来路不正，被袁绍门下文人诋毁为“阉竖遗丑”，但已经不能算是“寒族”。过去历史学家在判别门阀和寒族的时候，往往看他们的儒学根基，出身的清要与否，显然不合理。事实上，判定门阀应主要考虑其对权力控制程度，以及是否能将这种权力在家族中传递下去。自曹操起兵以来，已经形成了世袭化的军事集团，本身就具有了门阀的特征。当然，这种来路不正的门阀贵族，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往往要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人才，而自然也不像老资格门阀那样，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的顾虑，他们往往会选拔一些平民出身的土人，进入集团的高层。可是，集团形成较大的规模以后，曹操集团内部的成员，一部分却又以半独立诸侯的名目存在，将领分兵各地，领土管军。朝中归附的东汉门阀，大多势力依然，只是一时还难以与曹氏家族抗衡。但在曹操在世之日，始终是他称帝的障碍。

曹操的儿子曹丕做了皇帝以后，面临着两个重大课题，一是重新开始道德讲求，建构儒家意识形态。二是削平门阀，重整官僚体系。

显然，曹家想解决这两个问题，而且也采取了相应的制度变革，选官体制实行九品中正制，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九品中正制是针对察举一征辟制选举权流失的弊病，而采取的选举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将选举权收回中央，便于皇帝控制，重新建立士人与朝廷官僚制的正常关系，以逐步削弱地方化的倾向。

公元220年，曹丕继任魏王，代汉在即，思有所作为。他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在地方设立中正官代替乡里评议考察人才。具体办法是，每州设一大中正，每郡设中正，由当地出身的朝官中“德充才盛”者担任，（《通典》卷14《选举二》）负责将本地士人状况考评定级，以供吏部选官参考。中正虽然属于兼职，但也设属员，负责访问与编定士人等级。由于吏部选官完全依照中正的考评，所以，此制度又称九品官人法。

中正编定的本地士人材料，在技术操作上分为两项：一是“家世”，即每人父亲和祖父姓甚名谁，任何官爵，任职状况，本人直系亲属姻亲的官爵大小，类似于今天的家庭出身和状况。二是“状”，即对本人道德状况、才能学识的评语。然后根据“状”，参考“家世”，评定每个人的“品”。品的分类，受班固评议古代人物分类的影响，将人物等级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由中正将本地人士评出等级，然后向朝廷汇报，此后每三年清查一次。当时的官阶也有九品，但与这个人品的九级并不是一回事，然而它们之间还是有联系的。一般来说，中正所评的品级越高，所授的官职往往在比较清要的位置，以后升迁就快，反之则比较不容易得官，授官也不是重要的位置，事务琐碎且繁忙，即所谓的“浊官”。

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开始的目的主要是将原来的乡里评议改为官方评议，或者朝廷评议，无形之中将选举之权收回了中央。最初，由于曹操“唯才是举”选举思想的余风尚在，中正评定士人的时候，还比较注意其人品和才能，特别是碰到中正比较识人之时，往往比较听从当地的公议，选出优秀人才，人称“犹有乡议余风”（《晋书》卷36《卫瑾传》）。但是，用不了多久，这个制度就变了味道。中正评定人才，越来越依据士人的家世，父祖为高官者，在选举上占了越来越大的便宜。久而久之，门第高者品级就高，门第低者品级就低，朝廷任命中正官时，往往要征求本地出身的高官们的意见，连中正本身的公正性也逐渐丧失。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初尚书左仆射刘毅语。见《晋书》卷45《刘毅传》。）的局面。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从表面上来说，是由于一个简单的技术环节，即在评议的标准中设置了“家世”这一参考项目。这个项目虽然只是参考因素，但由于“家世”是死指标，或者说硬指标，而一个人的德才状况的标准相对来说则要软得多，有见仁见智可能，很难有一个统一而又确定的标准。所以，在操作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软指标依从硬指标的现象，这样一来，“家世”就从配角变成了主角。但是，当初的评定指标为什么会将“家世”考虑进去，而且，后来任命中正时为什么会考虑高官的意见。显然这其中有门阀政治的因素，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门阀世族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在政治设计的时候，有意无意地都要受他们所左右，这才是九品中正制最终变质的深层原因。

曹家这个来路不正的门阀做了皇帝，事实上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门阀。所以，选官制度改革的举措适得其反，不仅没能实现重整官僚体系、重新确立皇权至上地位的目标，反而成了门阀政治的催化剂。

进入晋朝，九品中正制出现进一步的异化，人们越来越往高等上攀。等级虽然有九个，但在人们眼里，只有上下或者高卑两等。只有一、二、三品为上品，其余为下品。而上品之中，一品是留给皇族的，这用不着中正来评，结果等于虚设。所以，大家都往二、三品上挤。久而久之，三品也没有人乐意要了，大家只想着二品，人称“灼然二品”，不评为二品就不依不饶。事实上，凡是像样的门第出来的人，基本上都挤进了二品。而门第不高的，则统统被排除在二品之外，都算是卑品。这样，作为汉代以来统治基础的士人，就被明显地从血缘上分化成为世族和寒族两个部分。前者处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而后者则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长期徘徊在边缘。

在制度上，到了完全按门第选举的地步，中正官也就没有什么用了，吏部靠名门大姓的谱牒直接选官就是了。但是由于同一个姓氏，门第高下是不一样的，而某些跟望族同姓的寒族，往往假造谱牒，冒充高门。于是，作吏部的官，都必须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即熟悉谱牒，精通谱牒之学。进而造成一时之间谱牒之学大盛，民间多有人习之，甚至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的秦王府还有位属吏李守素，特别精通谱学，“人称‘肉谱’”（《隋唐嘉话》上）。

西晋实行“户调式”，原本意义是打算借此抑制豪强门阀兼并农户的势头，为国家多增加编户齐民。因此，它规定了王公贵族和官僚们占田和荫客的数额，比如第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顷，每低一品，减五顷。一、二品官可以荫客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九品一户。原以为规定了占田和荫客的数量，就可以抑制兼并，将门阀豪强荫占的农户限定在一定范围。然而，“户调式”实行后，实际等于将豪强门阀占田荫客的现象合法化、制度化了，由于大多数官僚体系的成员都或多或少地豪强化了，所以没有多少人会认真地按规定去限制自己，削减本来已经有的田亩和荫客佃户，人们所在乎的往往只是制度规定可以占田、可以荫客的层面，而这个层面的内容，落实到操作层面，只起到了进一步促使社会贵族化的作用。如果说，九品中正制还只是将读过书的士人家族贵族化的分化加以强化，而“户调式”则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贵族化倾向。西晋时期，东海王氏、河内山氏、泰山羊氏、京兆杜氏、颍川荀氏、陈氏、平原华氏、山阳郗氏、河东裴氏、卫氏、扶风苏氏等一并显赫一时，成为最为人艳羡、权势也最大的名门望族。

西晋二世而亡，但渡江以后的偏安政权，由于势单力薄，对世族的依赖更加严重。显然，已经发展了百多年的世族门阀势力，不可能仅仅因为一场战乱而退出历史舞台。虽然胡人石勒杀掉了几万士族，但是还是有一部分随着残余的晋室逃到了江东。东晋建立之初，就是依靠这些渡江的士族的支持才维持下来。所谓“王与马共天下”，讲的就是身为世族领袖的王导，辅佐司马睿的事。据说司马睿登基时，居然要王导和他一起坐床（床即龙床，用来坐的，当时还没有椅子）。后来，在王导等人的调和下，江东当地的士族也承认了司马氏政权，王、谢、桓、庾四大姓占据了东晋门悯金字塔的塔尖。

第三节门阀政治阴影下的西晋分封复古

西晋立朝，华夏一统，按道理应该实行强化中央集权制，才是正理。但是西晋却拿出部分疆土，实行了西周式的分封制，将嫡系皇族27人封为国王，开始还将他们留在首都，后来竟然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封地。西晋的这些封国虽然占地并不大，但跟曹魏的分封有根本不同，国王们对自己的封地有完全的支配权。封国不仅有土地人口，而且官吏的设置任由国王支配，封国的军队也归国王统率。其中5个大国，有户口20000余，可以有军队5000人，中等国户口10000，也拥兵3000人。

从表面上看，西晋的这种制度变革，是吸取了所谓的曹魏教训。曹魏皇家子孙虽然封王，但都被禁锢在封地上，没有一点力量，因此，当司马氏大肆篡权的时候，没有自家人来帮忙。不过，这种教训与西汉立国时从秦朝的覆灭中吸取的几乎一模一样。士族出身、精通经史的司马氏应该知道，汉初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握有实力的同姓王，实际上对中央政权是更大的麻烦，因为他们拥有别人所不可能有的血统上的合法性。所以说，西汉初年历史的重演，背后应该有另外的原因。

曹魏失国，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的贵族化。土地和人口都被处于中间的门阀贵族夺走，中央政权日益削弱。而原来打天下的集团精英，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只能在功成名就之后，回到各自的封地或者家乡，安享尊荣。曹魏集团的人才日益凋零，对京师军事力量的控制也大不如前。与蜀国的连年战争，逐渐暴露出曹魏集团的弊病，而战争压力又使得王朝政府不得不借重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大姓，所以司马氏得以乘机联合其他士族大姓，发动政变灭掉在京师的曹家势力，进而取而代之。就跟秦朝二世而亡一样，曹魏的失败实际上并不是没有分封的过错，这一点，司马氏即使没有完全意识到，至少也不会全无所知。

实际上，西晋之所以大封皇族，主要是想以贵族化的方式抵御贵族门阀的势力。西晋以人为的方式，培育起一大批更大的却跟传统士族不同的贵族来，让这些皇族对抗贵族门阀。司马氏也是靠士族门阀的支持起家的，他们当然知道，从东汉以来盘根错节的门阀士族，其力量之强大，绝不是中央政权在短时间可以削平的。所以，司马氏采取这种办法，从理论上无可厚非，只是实际效果却像是在饮鸩止渴。因为自秦汉以来，同姓皇族对皇帝的威胁是最大的。在西周宗法制不复存在的情况下，王权的继承没有了原来的宗法秩序，只要是王室成员，都有可能成为帝王，只要有相应的物质和军事条件，谁都可能有非分之想。晋武帝之后，晋室衰落，有实力的诸王乘机而起，祸乱朝廷，实在是势所必然，怨不得别人。

在大封同姓王的同时，西晋还以五等爵大封士族和功臣。只是给予的封地既小，又与士族们原来的势力范围不一致。实际上，这种做法与实行“户调式”一样，不过是力图削弱士族门阀。可是，这种如意算盘还是落了空。士族门阀遥领了封地，但却依然把持着原来的势力范围，而且可以堂而皇之地占地荫户，行贵族之实。对此，西晋王朝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继续饮鸩止渴，赋予同姓王都督、大都督的名义，让他们掌握数州的兵权，企图借此抗衡士族门阀。结果是在以个人魅力尚能控制局面的晋武帝死后，这些手握军权的同姓王开始作乱，演出“八王之乱”的悲剧，颠覆了西晋王朝，重演了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

第四节中央机构的权力制衡与职能分工的初现

魏晋南北朝是个制度紊乱的年月，但又是个各种创新初现的时代。后来在隋唐时期定型的三省六部制，实际上在魏晋已经出现雏形，只是还不够稳定。同时原来的三公九卿制依然存在，虽然更多地成为一种名誉官衔，但由于各自的机构不撤，所以，不排除特殊情况下，旧体制重新掌握实际权力的可能。但总的来说，新的三省实现制度替代的趋向还是明显的。双轨制的存在，是制度变迁过渡时期的一大特色。

1．中书省的出现，尚书台之权第一次分割

在西汉武帝时，由于君权扩张，除了尚书台开始扩大之外，皇帝身边的各种侍从和顾问也开始增加。其中有一些是备顾问和咨询的“文学侍从”，以各种大夫、议郎、给事的名义出入内廷。还有些是专门陪伴皇帝左右的，做些应手的事情，或者插科打诨，给皇帝解闷，以常侍、侍中等名目存在。做后一种侍从的，往往为士人和宦官，到了东汉，宦官逐渐多了起来。东汉灵帝时，成立侍中寺，赋予其“省尚书事”，即审查尚书起草的诏书的权力。东汉的覆灭，依附在朝廷大树上的宦官集团受到很大打击，于是进入三国时代，皇帝的侍从又恢复到了西汉时的状况。

这两部分侍从的前一部分，在魏代汉以后，逐渐演变成了皇帝的专门秘书班子——中书省，而后一部分则演变成门下省。显然，这种演变也是由于皇帝力图对权力直接控制的结果。自尚书台侵夺了丞相的权力，变成实际上的中枢机构之后，兼尚书事的重臣往往变成了事实上的丞相，而尚书台内朝的意义也随之变淡，实际上成了兼任尚书事重臣的附属机关。曹操在事实上取代东汉王朝后，用自己的幕僚为秘书，将本属尚书的草诏权拿了过来，直接掌握。朝代更迭之后，新朝为了强化君权，顺理成章地将秘书变成中书。特立机构中书省，将尚书台的权力分割出了一部分，专门负责起草诏书，掌机要，自然也就成了参与最高决策的核心机构。

中书省设中书监和中书令。副手为中书侍郎，其下有舍人、通事等属官。由于中书省设在宫苑，而且由皇帝的近侍顾问转成，所有王朝政令皆自所出，所以权威日重，人称“凤凰池”。虽然当时尚书令官阶还是比中书省长官要高，但一般士人均以在中书任职为荣，是第一号清要之职。西晋荀勖久任中书监，后迁为尚书令，人往贺之，勖怒曰：“夺我凤凰池，诸君贺我耶？”（《晋书》卷39《荀勖传》）对于权力欲颇重的荀勖来说，负责行政事务的尚书令，既没有掌握机要、出纳王命的中书监地位重要，也没有其富有荣耀感。实际上，自西晋以来，中书监、令已经成为高品势族的专有物。

2．门下省，从侍从到谏议

皇帝侍从中比较有文学才能、平时充当顾问的一部分，分出去成立了中书省，而比较纯粹的侍从也开始发挥作用。自秦汉以来，这一类的侍从杂用阉人，属于伺候皇帝的人，甚至连亵器虎子（尿壶）、唾壶都管，后世讥讽侍从出身的人，往往称之为“持虎子者”（《三国志》卷16《魏书，苏则传》注）。做的事虽然不堪，但由于能与皇帝近距离接触，所以依然被人看重。两汉有许多著名人物，像卫青、霍去病、霍光等人都是侍中出身，以滑稽出名的东方朔，也是个中人。魏文帝曹丕设侍中、散骑二曹，并令二曹长官侍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郎等，在尚书奏事时在坐。可见，侍中的地位已经凌驾于尚书诸曹之上，可以跟尚书令相抗诘。

进入晋朝以后，设立门下省和散骑省，但以散骑省隶属门下（后合而为一），长官为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属官有散骑常侍、给事中、通直散骑常侍、员外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通直散骑侍郎、员外散骑侍郎等，有议论尚书奏事之职。在对尚书奏事说三道四的同时，由于其皇帝跟班的地位，所以还可以时常对皇帝的阙失提点意见，起拾遗补阙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门下省的权力越来越大，渐渐地开始对中书省起草的诏书发表批评意见，最后发展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将不合适的诏书驳回重议，即获得了所谓“封驳权”。这样，就形成了对中书省的制约。同时，门下省也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决策，成为政治核心机关。至此，尚书台（南朝改省）的权限只限于行政事务执行，三省形成了中书出令，门下审核，尚书执行的分工制约机制。

在这种情形下，门下省的人员开始注重文学之士。不过，由于门下省官员依然是皇帝的侍从，所以，在人员挑选上，往往还注重“风姿”，即相貌的漂亮。在两晋南北朝期间，门下省的主要官员由于接近最高权力中心，参与机要，所以跟中书省一样，成为门阀的首选之职。

南朝宋代文帝时，王华为侍中，经常与皇帝接膝共语。孝武帝时，挑选侍中，讲究风貌，其中何偃深受宠爱，与武帝形影相随，一次同辇而行，车过门坎，颠了一下，何将倾倒，武帝马上将他接住，说，我是陪你的。（《南齐书》卷16）

3．尚书省分工的细化

原来无所不管的尚书台（省），现在权限被限制在行政执行上。虽然权力有所缩小，但事务比较专一，反而有利于其机构分工和职权细化。所以，在魏晋时期，尚书台的机构反而得到了扩大，办事人员成十倍地增加，负责的实际事务也大大增多。原属九卿的大部分管辖事务，也归属尚书台。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尚书台才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从原来主管皇家事务的少府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不过，由于魏晋南北朝是个过渡时期，制度的稳定性很差，加上作为执行机构，本身事务就比较繁杂，而这一时期政治格局本身变化也比较大，所以，比起后来的尚书省六部，尚书省的内部分工一直多半体现在尚书这一级，即后来部以下的司一级。在这一级上分工是明确的，但尚书以下各曹的归属比较混乱，往往几个似乎不相干的曹归在一个尚书门下。同时，机构设置也不稳定，尚书的数目时有增减，省下时而五尚书，时而六尚书，时而七尚书。每个尚书管领的部门有的比较有同一性，像吏部和度支，其他的仍然比较杂乱。魏为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尚书；晋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书；东晋则减为吏部、祠部、五兵、度支、左民五尚书；南朝则吏部、祠部、度支、左民、都官、五兵六尚书，有时加一个起部，呈现出过渡时期官制变动不居的特征。

总括起来，这一时期的尚书省下面的各部尚书大概有这样几个：

（1）吏部尚书。

吏部尚书是从东汉的选曹尚书转化而来。它去掉了原任主管的祭祀之责，专管官吏选任、考核、升迁。自曹魏以来，吏部尚书一直处于各尚书首位，地位之高，权位之隆，有时甚至压过尚书省长官。自两晋以来，吏部长期为高门势族把持。渡江以后，更是王、谢家族的掌中物。南朝谢览，“三世居选部，当世以为荣。”（《梁书》卷15《谢览传》）虽然有时皇帝为了跟势族抗衡，故意找寒族人士担任，但往往不能长久。把持吏部是维持门阀政治的一个关键环节，所以，只要门阀势族的势力尚大，就不可能放手。为了维护势族高门垄断高官的局面，吏部尚书甚至可以公然对抗宰辅的旨意。东晋穆帝时，司马昱为宰辅，想要任命两个非势族出身的人做不大的地方官，可是吏部尚书王彪之居然抗命，认为即使如此，他们也不配。（参见《晋书》卷76《王彪之传》）渡江以来，历代皇帝和宰辅均有意削弱吏部权力，但均以失败告终，在门阀政治占主导社会背景下，吏部一枝独秀的局面是不可能改变的。

（2）度支尚书。

度支即国家的财政。自曹魏起，国家财政管理开始专门化，设度支尚书，分设主管国家收支、仓库管理、户籍管理、田赋管理以及货币和度量管理等曹（部门）。度支尚书掌管国家财政，属于政府的“财神爷”，权力也很大。但由于事务较繁，而且管理的是世族人士所不乐计较的金钱，所以，不算世族所热衷的清要岗位。

（3）祠部尚书。

这一时期，客曹与祠部往往混用。不过，这个部门主管的事务却比较固定，掌管礼制和祭祀，兼管外国来客。北朝的祠部有时还负责管理国家工程和屯田事务。

（4）左民尚书。

左民尚书有时又称右民，与驾部有混淆。左民尚书主管户籍，与度支有权限的重叠，同时，左民还兼管“工事”，即一般性的宫苑维修，以及国家手工业。凡有大的宫苑修建，就另立起部，事毕则解散机构，事务归左民。

（5）五兵尚书。

五兵尚书掌管军事事务。军官的升迁、考核，军队后勤事务等均属之。所谓的五兵，即中兵、外兵、骑兵、别兵和都兵。

（6）都官尚书。

都官尚书是从东汉的三公与二千石曹演化而来，但有时还设三公尚书，与都官混置。都官主管刑狱，审理贼盗案件，所以人称“贼曹”。

（7）殿中尚书。

殿中尚书主管宫中宿卫，管的是从前卫尉的事务，但卫尉之职并没有因此而去掉，反映了过渡时期的制度特色。

（8）田曹尚书。

田曹尚书有时也称屯田尚书，主管屯田事务。此部门在曹魏时非常重要，关系国家收支和兵源。但渡江后，屯田事务基本上没有了，故而此部门被裁撤。

（9）起部尚书。

起部负责皇家的宫苑修建。属于临时机构，有事则设，无事则省。一般事务归在左民尚书或者祠部尚书。

以上只是一个概要的说明，实际的部门设置，职能分工都要复杂得多，南北各个朝代、国家都有许多具体的变化。总的来说，有比较确定分工的有吏部、度支、都官（后来演化为刑部）、五兵（后来演化为兵部）。这几个部门也比较稳定，较少变动，而其他部门则处于分化演变之中。

第五节地方官制与行政区划的演变

1．地方行政区的增加

魏晋南北朝是个分裂的时代，分裂时代往往地方行政区划就比较混乱。比如同一个州，两国甚至三国分据，往往每个国家都要设置这个州。但从中华一统的眼光看，等于是原来的一个州变成两个甚至三个州。东汉全国共13州，三国时，魏设13州，吴设4州，蜀有2州，已经比原来多了5州。西晋统一，发展成为20州。渡江以后，南北各自设置行政区，北方的州郡纷纷以侨州侨郡的名义落户南方，北方也不甘示弱。大家都在增加州郡，结果是州越来越多，到了南朝末年，陈朝的疆域最小，淮河流域与西蜀都丢掉了，但却有州42个，而隋统一前夕，北周居然有州211个，全国一级行政区（州）竟然比东汉多了近20倍，比东汉时期的第二级行政区（郡国）103个，还要多1倍。郡国数也有较大规模的增加，从103个增至674个，增幅为6.5倍。只有县这一级相对比较稳定，大体保持在1500个左右，最多时也不过2000余个。

2．地方官制的变化

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地方行政区大幅度增加，必然意味着地方中高级官员的增加。俗话说，官毛了，但主要“毛”在高层，这是第一种变化。地方官制的另一种变化是军事化意味增强。首先是州以上设置都督，总领各州军事，在战争期间，对郡县长官有诛伐大权。有时还在都督之上设置大都督，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军事首脑。其次，州长官分为领将军衔的刺史和没有将军衔的“单车刺史”。前者兼有民政和军政大权，而后者只有民政之权。有的时候，都督还兼有“行台”的名号，即“行尚书台”。这种临时流动的中央机构的名义，大大地强化了这种军阀性质的地方官员的地位。北周时，都督改称总管，一直延续到隋朝。这种变化，实际上意味着地方行政权力的军事化，非如此，不足以控制地方。这表明了在分裂时期，地方的离散意识加强的同时，整个政治的文治精神衰落。

3．北朝的乡里制度

西晋末大乱，整个北方战乱不已，人民流离逃亡之余，往往结成坞壁以自保。每个坞壁或以宗族，或以地缘关系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凝聚力相对较强的小共同体。大家公推一个首领来领头，有宗主、坞主、邑主等名目，形成武装割据的小局面。每个宗主往往不是德高威重的地方领袖，即是强人头领。在他们的领导下，一个坞壁往往就是一个大家庭，宗主和一般百姓之间，形成了很强的封建关系。等到战乱过后，这种乡村组织保留了下来。统治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当然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将它们削平，重新组织原来的乡里结构。于是，北朝的乡里制度，从秦汉以来的乡里乡官体制，变为宗主督护制。朝廷承认宗主的权力，认可一个个宗主为首的小共同体为乡村基层组织。

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改革乡村基层组织，推行“三长制”，即所谓的邻长、里长、党长。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当然，这种整齐划一的乡村制度改革实际上难以如愿，只不过是给原来的宗主督护制一个合理的制度外壳而已。实际上还是借用原来的宗主强人控制乡村，通过对三长的赋税优待，比较有效地实现对百姓的征发。

第六节军队私人化的走向

1．士家制——私兵部曲的制度化

东汉年间，地方豪强势力日益强大。每个豪强都有许多荫客佃户，平时则为他们种田，有事则变成武装和半武装的组织。黄巾起义以后，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豪强武装浮出水面，大一点的豪强无不拥有属于自己的私兵部曲。多年混战之后，大鱼吃小鱼，形成几个大军阀（等于是武装大豪强）并立的局面。但彼此间的竞争更加剧烈，尤其反映在兵员的争夺上。由于久经战乱，人口锐减，可以作炮灰的人越来越少，但军事力量的强弱，又主要体现在兵员的多寡上。兵少，自然力量就弱。在各个军阀集团内部，各个等级的将领，事实上依然是自己直系部下的宗主，有属于自己的兵部曲。彼此间谁的兵多，谁在集团内部的发言权就大。在各大集团之间，对兵员的争夺就更加剧烈，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彼此的生死存亡。在这种情况下，曹操集团，首先推出了士家制。

士家制主要是为了防止士兵叛逃。士就是指士兵，家是指士兵的家属。其制度要点为：（1）士兵家属随营居住，军事化管理，士兵出征，家属成为人质，如果士兵逃亡，则家属没为官奴。（2）士兵之家为特殊的兵户，与一般的编户百姓不同，不归州县管辖，只归所属的营署管理。（3）凡兵户之家，男性成员子孙相承，世代为兵，到了16岁就被征发为兵。战事多的时候，可能一家几个男丁均被征发。战事少的时候，也要维持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的惯例。（4）兵户一般不承担赋税徭役，主要以担负兵役为主。（5）兵户身份低贱，凡兵户子弟，不得读书做官，不准转业，不许与非兵户通婚。（6）凡士兵的妻子，当士兵战死之后，由官府重新配婚，以求生出更多的士兵，只有当士兵因战功升为一定级别的军官后，才可免除这种妻子另配的屈辱。

在战乱的情形下，士家制的确起到了防止士兵叛逃的作用，对于稳定兵源，有相当的效果。而且，在一个门阀社会里，社会身份的变化不大，一般老百姓要想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跻身上流社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般农民也难免受豪强门阀的束缚和奴役，变成事实上的农奴，而身为士兵，虽然身体受到约束，但毕竟可以免除赋役，所以，世系的兵户制度，在当时副作用并没有那么明显地显示出来。但是，士家制毕竟从制度上将私兵部曲合法化了，有了士家制，那些出身豪强的将领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士兵变成他们的私产，这也促进了全社会身份固定化的倾向，一方面是等级森严的贵族门阀，一方面是身份固定的农民和士兵。彼此不仅无法流动，也难以相互改变身份。

2，军队私有化

魏晋南北朝期间，军队私有化倾向非常严重。除了某些纯粹的文官以外，每个领兵将领都拥有自己的私兵部曲。高层将领往往须通过直接控制一部分精锐的私兵，才可能掌握整个部队。从曹魏时期开始，帝王的禁军往往是最精锐的军队，而且由皇室嫡系直接掌握。正是由于皇家控制了最精锐的军队，才可以实现对全国军队的控制，所采取的是一种实力控制战略。西晋皇家不仅直接掌握一支庞大的禁军，而且让分封出去的皇室成员担任大都督，掌握强大的驻外军队。本来是想借此加强司马氏的实力，结果却酿成八王之乱。晋室东渡，皇权衰落，遇到有野心而且手握军权的大门阀，如王敦、桓温之辈，社稷就岌岌可危，因为军队就等于是他们私人的。为了防止皇位被权臣篡夺，东晋利用流民，练成北府兵，以抗衡门阀强族手中的军队。但北府兵的崛起，又造成了军人势力的崛起，军事贵族势力壮大，最终还是结束了东晋王朝。

自刘宋之后，皇权落到了有别于士族贵族的军事贵族手里，又开始了皇家直接掌控禁军，借军事实力来控制全国军队的时代。皇权的更迭，也只是在诸军阀内部轮替。前一节谈到，这一时期地方行政已经军事化了，州刺史兼军职，州之上设都督，这些军事化的地方官，上任时往往都带着兵，即属于中央军的外驻部队。一旦这些将领担任一个地方的都督时间长了，他所带领的中央军也就转化成了地方军，或者说是这个将领的私兵，某些强大的地方官往往成为半独立的军阀。刘宋之后，王朝更迭，往往是这些军阀的杰作。

第七节门阀政治的政治文化与门阀政治的末路

经过汉末大战乱，东汉刻意强调节孝，皓首穷经的文化氛围已经走向没落。而魏晋替代之际，司马氏为争取高等士族的支持，人为地延续东汉的名教传统，刻意强化儒家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给予了这种文化以更大的打击，充分暴露了其在政治层面上的虚伪性。王祥、何曾这些表面上的大孝之徒，位列高爵，但实际上却虚伪狡诈，人所不齿。在这种情况下，士人中的精英首先出现反动的迹象，一些人开始推崇老庄哲学，并用老庄的玄理来解释儒家经典《周易》，形成了所谓的“玄学”。它实际上是以老庄加上一些神秘因素东西，取代经学。位为三公的望族王戎，之所以欣赏阮瞻认为老庄与儒学实质“将无同”的说法，正由于此。（《资治通鉴》卷82）而以嵇康、阮籍为首的文学之士（竹林七贤），则把玄学与行为的放诞结合起来，视礼法之土为虚伪之徒，由蔑视礼法而抗拒官方意识主流，一时蔚为风气。

后来，由于佛教的大规模输入，格义佛学与玄学相结合，形成了愈演愈烈的清谈之风。而放诞的行为也青出于蓝，越是高门大姓，行为越古怪越受人推崇。世族门阀垄断了政坛，但却竞相不务实际，人人手持麈尾（尘拂），清谈玄机。好一点的做诗、做画、写字，差一点的则每日喝酒、吃药（五石散，以求长生）、玩女人，或者玩命地追求金钱，热心经商。王戎亲操算筹，日计收支。家有好李，出卖时怕人得到种子，便一个个钻破再卖。整个士族追求浮华，追求玄理，追求奢华。石崇与王恺斗富，王恺居然得到皇帝的支持。久而久之，大家以不务正业为荣，连为官应做的公务，也不屑一顾，谁要是专心政务，反而会被大家瞧不起。

渡江以后，士族门阀子弟在经过了短暂的伤心感喟之后，依然我故，沉湎于昔日的旧习之中。除了某些野心家之外，没有多少人热中治国之术。不务实际的政治文化风气，使得士族的政治能力严重退化。身居高位的世家子弟，即使谈自身的公务，也像在斗机锋。

头号世家子弟王徽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给桓冲做骑兵参军，桓冲问他：“你当的什么官呀？”他回答说：“不知道，只是经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可能是管马的。”桓冲又问：“我这官府里有多少马？”回答说：“不问马（注：这是孔子的话，马厩着火，孔子只问人伤了没有，不问马），怎么能知道数目。”桓冲还不死心，又问：“近来马死了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注：这又是孔子的话，说的是人在还没有了解怎么生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探究死的问题）（《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

在这样的情形下，整个官僚体系出现一种怪现象：各个部门，居高位的负责人不管事，实际负责的则是那些处于下手的低级属员。尚书省不仅尚书令凡事不理，就连各个尚书也不管事，甚至是各个曹的书吏书手在具体负责。如果说，尚书省还属于执行机构，这种小官管大事的局面还不足以耸人听闻，那么中书省和门下省类似的问题，可就麻烦了。南朝这种办事员身份的小官吏当政的现象相当普遍，某些官位只是九品的中书通事舍人的人物，居然一时能左右朝政，中书省起草诏令，竟然专由舍人负责。像戴法兴、阮佃夫、茹法亮、吕文显等人，一时权倾朝野。茹法亮为中书舍人，“太尉王俭常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卷77《茹法亮传》）这些人大多为寒族出身，在那个时代，只配做这些小官。正史往往将这些人列入《幸臣》系列，带有强烈的贬低意味。实际上，正是由于世族把持了高官，但又不管事，才使得这些身在要害部门的办事员有机会掌握大权。从东晋到南朝，中书和门下省的舍人和给事中这样办事员一级的人物，才是真正处理朝廷大事的人。不仅如此，地方官也是这样，州郡长官均为世族人士垄断，他们在京师不做实事，到了地方也好不了哪去。所以，地方官的属员长史和不人流的典签成了州郡政务的实际操作者，这些小官吏事实上成了握有实权的地方长官。对于这种现象，陈寅恪先生认为只是皇帝控制官员的一种方式。（参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十三篇，合肥，黄山书社，1987。）但或许，这跟高门世族不务实际的政治文化有很大关系，倒不见得是皇帝的意思。

在世族政治的前提下，官场上因循之风甚盛。中央政府对于官吏的管理和监督放松到了极点。自西晋开始，王朝对于违法官吏往往格外开恩，东晋王导更是有名的“聩聩”之政，没有敢对高门大姓认真追究，大家官官相护，共同维护门阀贵族的威信和地位。

王导一次分遣八部从事巡行郡国，回来之后，诸从事都向王导汇报所见所闻，大谈各地地方官的得失，唯独顾和一言不发。王导问他，为什么不说话。顾和说，明公作为皇帝的宰辅，应该宁使网漏吞舟，何必采风听闻，什么事情都考察得那么清楚呢？王导对他的话感到很是满意。

自北府兵兴起后，宋、齐、梁三朝都是军事贵族做皇帝。到了梁末，连军事贵族也腐化了，结果是有南方少数民族血统的土著豪酋夺得了政权。这说明世族的政治能力的下降，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地位，正是由于他们不屑俗务，才导致军权旁落，东晋时还有王敦、桓温、祖逖这样的士族出身的将领，而刘宋以后就一个也没有了。在整个南北朝期间，世族虽然依然占尽风流，但上要受本来社会地位低于他们的军事贵族的气，下则被出身寒门的小官吏架空。实际政治社会地位已经岌岌可危。梁朝末年，侯景以一个北朝降将的身份，率领一群市井无赖，居然将朝廷闹了个天翻地覆，世族大姓，不仅束手无策，而且连逃亡的能力都没有，“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颜氏家训?涉务篇》）。到了这个时候，门阀政治也就走到了它的尽头了。

需要掌握的概念

门阀豪强豪强政治九品中正户调式门阀政治同姓王都督八王之乱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各部侨州郡行台宗主督护制士家制私兵部曲玄学放诞之风世族政治寒士用事

思考题

1．为什么说三国是豪强政治？

2．为什么九品中正制会促进门阀政治的发展？

3．“户调式”的本意是什么？为什么其结果与制定者的主观愿望相反？

4．西晋分封的本意是什么？为什么会引发“八王之乱”？

5．为什么说三省制对于官僚制的进化有积极意义？

6．这一时期州郡紊乱的原因是什么？

7．何为“士家制”？为什么要采用士家制？

8．地方政权的军事化，对政治有何影响？

9．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政治的特征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