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而形成的检举揭发队伍已经壮大，他们监视四周，每发必中。例如，上海郊区一个农民故事员为了“政治正确”而在茶馆讲述“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故事，被人揭发讲述内容与剧本有一点出入，便上纲上线为“歪曲样板戏”；上海资深的戏剧史专家徐扶明教授只是平静地评论说，“样板戏”中《红灯记》不错，《海港》差一点，被一个姓曾的编剧揭发，关进了监狱；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在看完“样板戏”《沙家浜》后随口说这个戏后半部分“太长，有点闷”，也被同事揭发，遭轮番批斗……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我若有行动，被揭发的几率很高。
安全度检测：
做这事是否还有安全度？我判断，安全度恰恰是从危险度直接转化而来。试想，既然讲“样板戏”故事有点出入就会蒙受杀身之祸，那么，放到课堂上讲也会有很大的风险。当时报刊上经常报道一些学校把“样板戏”引入课堂后被教师“随意歪曲”的事件作为儆示，而且每一个事件都要由学校的领导承担政治责任。于是，我发动身边的青年教师把这些报道收集起来，郑重地送给掌权的工人和军人，这可把他们吓着了。他们对“样板戏”进入课堂产生了担忧，但课还是要开的，用什么教材呢？他们找我们几个青年教师讨论，我就灵机一动提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当时正好在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我就介绍了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高度评价，主张把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为课堂教材。
这对掌权的工人和军人是一大解脱。因为有了上面的号召和马克思作为靠山，牌子比“样板戏”硬得多，又可以不碰烫手山芋了。他们为了替自己壮胆，便在大会上宣讲了“马克思论莎先生”的相关材料，难以反驳。不难想象，当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们知道可以在课堂上讲授莎士比亚而不是“样板戏”的时候，是多么兴奋。他们听说这是我的功劳，纷纷给我竖大拇指。
后果检测：
安全的警讯出现在一九七五年下半年之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学院里一个最“左”的“系总支书记”把“莎士比亚强闯课堂”当做一个恶性事件。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