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未来中美经济利益变动及其相互间的冲突
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全球资源环境的供给是既定的。各国货币影响程度大小和主导的格局，也将随着各国国家投资贸易规模的变化而变动。从全球历史来看，世界各国之间的战争、投资、贸易、人口迁移等等，深层次讲，实际伴随着全球资源环境和经济利益在国家之间的重新分配。如果说美国将保持其未来在全球的领导权视为重要的国家利益，使其主观企求的国家利益与可能会发生主导权转移到中国之间，即美国主观国家利益与中国并无心做世界领导，而潜在可能形成这样对中国无可奈何格局的利益冲突，那么，由于中国经济的成长，且规模巨大，其对全球资源环境和货币影响发生的可能的再分配，必然会触及美国的利益，这是客观的，并且会成为真正发生的中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中美学者之间，都对这一必然会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程度和严重性，都研究和估计不够。我认为，这是除了美国主观维护全球领导权国家利益可能发生的中美冲突外，在未来中美客观利益冲突方面是第一位的严重问题。
（一）中国未来30年发展的资源供需与缺口
2012年末中国人口13.54亿万人，全球人口约70亿，中国人口总量占世界人口的19.1%。未来近30年，经济发展，14亿人口2040年时到达中等发达国家居民生活水平，需要消耗大量的土地、淡水、能源、金属矿和非金属矿等资源。从目前的储量和未来的需要看，呈现这样的格局。
1.中国需要再分配世界资源
我们先来看目前中国主要人均自然资源占有与世界平均水平的比较。A.土地：人均耕地、林地和草地面积分别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7%、12%和50%，劳均耕地在孟加拉国和越南之前，排在全球倒数第三位。B.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人均只有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国的1/5，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C.能源：除了人均煤炭资源水平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外，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仅为世界人均数量的1/9、1/20。D.金属资源：人均铁矿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4%，考虑贫矿占总储量的80%，实际金属铁拥有量只为世界人均水平的30%；人均铜矿储量为219公斤，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9%；铝土矿人均为5569公斤，为世界人均储量的10%。
至于中国未来到2040年还需要多少能源、钢铁、土地和淡水，以及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口多大，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述。简言之，中国十几亿人口，向着富裕的生活迈进，需要更多的资源，从外部再分配中进行平衡。
2.中国将更多地利用全球及外太空环境资源
全球公共环境资源及与全球利益相关的环境资源，包括大气层在适于人类一定温度水平及净化能力下对二氧化碳等排放和污染的极限容量；公海和国际公共空间；以及外太空领域。一是碳排放方面，法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IDDRI）的气候分析专家EmmanuelGuerin认为，为了限制全球变暖不超过2℃范围，世界到2020年排放应该不超过4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即使中国保持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至40%～45%，如果经济按8%的速度增长，其总排放量仍可能增加一倍，届时，中国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将为世界排放量的29%。由于中国处于工业化的后期和城市化的中期发展阶段，碳排放增长2020年后会趋缓，但由于生活方式改变和水平提高导致排放的增加，2040年时，估计也会占到全球的28%左右。二是在海洋和空间资源方面，中国将强化对黄海、东海、南海等法定区域领海权的管理，并将海洋开发作为21世纪中国平衡资源需求的重大战略；中国也维护自己领空的安全，并提高领空航行的利用率；中国还将开发通信频道资源，更好地为未来大规模无线移动网络服务。除此之外，毫无疑问，中国将更多地参与公海渔业、能源和其他矿产资源，以及公共空间航行和频道等资源的保护、合理开发与可持续利用；并且安排一定的保卫力量，保证领海、领空，公海和公共空间有关事务的安全。三是在外太空方面，中国将更多地发射运行各种用途的卫星，利用更多的外太空空间资源，并且在外太空建立自己的空间站、定位导航系统等，服务于通信、定位、导航、测绘、天气预报、军事安全等等，谋求在外太空领域中与大国及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应有的地位。
如果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未来现代化的进程对全球物质和环境资源的消耗将是巨大的；并且将更多地利用公海和公共空间资源，以平衡大规模发展的需要；更多地在各国外太空卫星发射等市场中有竞争优势；更多地进入外太空领域，形成外太空资源利用系统，必将是中国21世纪重要的国家战略。
（二）未来中国货币地位上升带来的国家利益
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强势货币，由于其国际货币的地位，加上主权国在发行、支付、结算、储备等各方面的份额越大，它所获得的衍生利益也越多。因此，国际经济中货币的支配权，实际上也是一种资源。
我们在本书有关章节中对中国人民币的未来进行了分析，根据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进展和世界经济发展情况，预计到2020年左右，人民币将初步实现国际化，占世界储备货币的份额将提高到3%~5%；到2030年左右，人民币将逐步在亚洲地区树立起强势货币地位，形成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和其他新兴国家货币竞争的局面；到2040年前后，有望形成美元、人民币和欧元三足鼎立的新世界货币体系格局，而此时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人均GDP及劳动生产率等关键经济指标都将位居世界前列。
且不论2040年时世界货币体系结构中以哪种货币为主导，人民币在世界经济中份额的上升，必将给中国带来以下利益。一是货币流通中比例越大，货币越为硬通货，投资者越愿意将其作为国债的首选币种，由此降低发债成本。未来利用全球新兴国家及其他投资者购买中国国债的这种优势，利用全球资源，特别是新兴国家储备中国国债形成的衍生利益，为中国所用。二是人民币成为世界主导货币之一，可以大大降低中国企业及居民在外贸易、投资、分配、购物、服务消费等各方面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也可以带来外商在中国投资、贸易等活动中使用人民币形成的交易成本降低和汇率风险可控等利益。三是形成一定规模的铸币税收益。铸币税收益是M0规模，还是M1规模，目前学术界有争论。许多学者认为，随着电子货币的兴起，可能以M1衡量较为客观。从2012年的数据看，中国GDP8.24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11.13%，央行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4.96万亿美元。按照不变价格，如果2040年GDP达到90万亿美元，就是按照目前人民币没有国际化，只有区域地摊结算、贸易互换货币结算、人民币离岸业务、部分国家购买人民币国债等格局来计算，那时中国央行M1总规模也将达到49.32万亿美元。人民币国际化，考虑40%的国际贸易份额，以及将中国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和购买国债的比例上升，保守估计，届时中国央行M1规模在75万亿美元左右，其中30万亿美元的份额将来自人民币的国际化及其在世界货币体系三分天下的位势，未来的28年里，扣除发行成本等，至少给中国央行带来15万亿美元左右的M1铸币税利益。四是未来人民币作为世界三分天下的国际货币，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变动，在对外经济关系之中，有着重要的主导地位。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格局下，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货币作用比例过低的国家，其利率、股市等等，都要受到全球主导货币国家宏观政策变动的被动性影响。在全球各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博弈和协调中，占据优势地位，中国抗外部经济波动风险的能力将大大增强。
（三）美国经济利益与中国复兴的冲突
美国与外部有关的经济利益，在21世纪，我认为包括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从外部获得的资源及海洋等通道的安全，公共空间资源的利用及其安全，外太空领域的竞争及主导权，对环境容量的利用及其保证环境极限的安全。而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崛起的大国，由于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很大，在这些方面与美国国家的经济利益有所冲突，按照程度不同，排列如下。
1.人民币走强与美元衰势触及的美国利益
美国战后经济的活力及增长，国内经济的繁荣，以及社会保障相当部分，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两大因素：即科技进步和美元优势。从21世纪世界经济格局变动中的一大趋势来看，人民币的上升和美元地位的下降，是一个客观的趋势。这必然触及美国国家的经济利益。
首先，美元走弱，各国外汇储备和国债等投资不会再首选美元，人民币将成为国际货币走强并成为储备和投资的重要选择币种，这将影响美国发债的成本，国债融资的能力将大大下降，低融资成本将成为过去。而且美国与东亚不同，长期以来，储蓄率较低，一直是一个负债型的经济运行和增长模式，特别是养老等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的相当部分，依赖于发债的便利和低成本债务。世界货币体系人民币走强和美元走弱这样的变动，使美国未来实现经济实力与福利、赤字债务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平衡越来越困难，对美国固有经济模式的影响可想而知，不亚于一次经济地震。
其次，美国将失去一大部分新兴国家货币相对升值带来的汇率变动利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人民币升值与美元相对贬值，仅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中国的外汇储备损益及美元债权贬值，给美国带来的直接利益在3000亿美元左右，美元在中国投资人民币资产的升值等相关利益也在3000亿美元左右。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走强，在中国工业化以后的一个长时间中，另一波新兴发展中国家，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与中国工业化时与美国的经济关系相似，这些新兴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其货币相对于人民币升值，也会给中国带来当年美国所获得的利益。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人民币上升，美元走弱，货币主导形成的衍生利益在中美之间的转移。
再次，人民币走强，美元作为主导货币走弱引起的铸币税利益相对，甚至可能绝对流失。不考虑电子货币，2011年流通中的美钞达11000亿美元左右，其2/3在美国外的全球流通，达7300亿美元左右，除去发行和管理成本，其仅仅纸币意义上的铸币税利益就高达6000亿美元左右。另外，还有电子货币流通形成的M1大约为22000亿元美元，即使1/3在美国外的全球流通，扣除成本，其铸币税收益也为6500亿美元左右。未来美元走弱，人民币走强，并成为国际货币，会增加中国人民币流通的铸币税利益，相应地减少美国美元流通的铸币税利益，而且因世界经济不断地增长，规模越来越大，未来主导的货币在流通中获得的铸币税利益，规模要比现在的规模大得多。实际是中美货币地位变动形成的铸币税利益再分配。
最后，世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由美国央行和财政部主导，很大程度上被动需要与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动相协调的格局，会被人民币与美元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所改变。比如，2009年3月18日，美国正式启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这样一些影响：一是导致全球资源和贸易品价格的上升，二是逼迫许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相对升值，三是许多国家对美元计价资产的储备和投资损失巨大等等。应对美国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各国都在相应地调整各自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包括干预汇市，进行被动的博弈。一旦人民币三分天下，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左右世界经济形势的程度将大大下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将越来越处于主动地位。
因此，世界货币体系随着人民币的崛起，将改变美元主导的格局，人民币将作为世界三分天下的货币，将重新分配主导货币形成的铸币税利益和其他衍生利益。这对于美国来说，是客观的第一位的经济利益损失。
2.中美经济稳定和发展及就业利益摩擦
前面谈及中国的国家利益，就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强盛国家，民富国强，在2020年左右实现第一次现代化。这是中国多少代人为之奋斗的理想，也是我们所追求的国家利益。而美国是千方百计通过科技进步、灵活的体制和维持和发挥其美元国际地位等，来保证其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不使国际经济地位下降。但是，毕竟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人均GDP水平低，经济总量基数相对小，而人口又是美国的4.4倍，中国以中高速度增长，美国以低速增长，再过十多年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势必超过美国位居第一。然而，过去美国的“去工业”过程，确实严重影响到其就业，以及低收入人群和中产阶级的利益。
2011年年底，全球著名调查机构美国盖洛普（Gallup）公司主席兼总裁吉姆·克利夫顿（JimClifton）出版了他的新书《就业战争迫在眉睫》（TheComingJobsWar）。他在书中预测，30年后，全球GDP总量将增长至约20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将会有140万亿美元的新价值出现。显然，这场争夺全球“好工作”的就业战争，实质上就是争夺这140万亿美元新增财富的全面战争。在这140万亿美元的新增财富中，蕴藏着新一代的好工作，这将是全球争夺的主要资源。不过，作者尖锐地指出：对未来30年将产生的这样一笔巨额新财富的争夺，既可能为人类打开通向幸福生活的大门，也可能为人类打开通向社会地狱的大门。未来30年美国经济及就业面对的主要对手是中国。
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初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反复强调创造就业机会、把就业岗位迁回美国的重要性，强调美国的就业受到了中国外包的严重威胁，宣布要对中国进行调查和制裁等。正在进行的美国大选，几乎所有参选者都在就业问题上对中国进行了强烈指责。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美国商务部2012年5月中旬裁定，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太阳能光伏组件产品，征收31%～250%的反倾销关税。尽管中国光伏业界对美国的贸易制裁早有预期，但这么高的关税，还是出乎业界之预期。这将是迄今为止我国新能源行业被征收的最高关税，而中国光伏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将彻底丧失。
3.全球资源再分配触及的美国国家利益
美国居民生活方式的特点是资源的高消耗：用地很多的住宅，大量使用淡水，奢侈性用电，家庭出行汽车化，消费品的过度包装，许多产品一次性消费等等。近年来，美国汽车保有量在2.4亿到2.5亿辆范围。据有关统计，美国每年人均能源消耗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9倍，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全球平均水平的8倍，人均生产垃圾量则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总人口从1亿增长到2亿用了52年，而从2亿增长到3亿仅用了39年，目前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到5%，但却消耗了世界25%以上的自然资源。
按现在的速度，美国总人口到2040年时将接近4亿。中国如果调整人口政策，2040年时，人口规模在14亿左右。据联合国人口司预测，世界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93亿，在2100年达到101亿。2040年估计在80亿左右。届时，中美两国人口将占世界总人口的18%左右，如果那时中美人均GDP水平分别达到6万多美元和7.5万美元，美国生活方式不变，加上人口增长，而中国不转变发展和调整生活方式，并向美国的生活方式攀比，中美两国将消耗掉全球资源的75%。
当然，技术进步，新能源和新材料的替代，新的矿产资源的发现，以及价格机制，终究会缓解上述全球资源再分配的矛盾。但是，技术进步的速度有多快？新的技术在成本和安全等条件约束下，能否产业化？钢铁这样的材料能找到完全可以替代的材料吗？等等，都充满疑问和不确定性。新的解决方式的扩展往往不及需求增加的速度更快。
在21世纪的未来30年到50年中，不仅中美两国与全球其他国家在全球资源分配上发生激烈的利益冲突，中美之间也会在全球资源分配上发生各方面的利益矛盾。一是资源再分配上，中美两国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各自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争取勘探权，投资、储备和开采矿产资源；特别是技术成熟后，在公共海域勘探和开采有关石油和其他矿产资源。二是为保证资源供应的安全，各自将在全球海空领域布置维护资源安全通道的军事力量，21世纪将形成一轮海空军事力量的竞争。三是中国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和其他资源需求的上升，将拉动资源价格水平的上涨，其上行经济体推动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攀升，会对相对下行经济体的生产和消费等成本产生重要的影响。美国当然不会例外。
四、中美在外太空和环境利益方面的冲突
中美之间，除了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外，从一些领域重要程度看，一是由于信息材料等科技发达后，外太空领域的利用空间加大；二是全球环境容量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在这两个方面也会形成利益冲突。
（一）美国在外太空领域的利益与中国的冲突
人类社会获得资源的领域，先是来自于陆地，那时，谁有了制地权，谁就控制了世界。如历史上许多战争，只要在陆地上有先进的武器和交通方式，就会成为世界大国。典型的如马背上的民族，蒙古征服欧亚。后来海洋运输技术和方式，成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发展动力。谁有了制海技术和位势，及制海权，谁就控制了世界。19世纪和20世纪，一些重要的战争，都在海上发生。在早期发现新大陆，是航海技术发展与欧洲一些国家的领域扩张实现的。工业革命，是航海技术及方式与机器工业的合力所推动。
而现代社会，信息技术、无线通信技术，与空间，特别是外太空利用技术、方式及控制程度相结合，实现人类对低空资源及外太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实现了通过航空、航天和信息及无线传输技术，实现了通过空间和外太空对陆地和海洋的开发、利用和控制。因此，21世纪，谁在空间，特别是外太空领域技术、装备等方面占优势，有了制空权，谁就控制了世界。因此，在大国之间，对外太空领域控制权的争夺，也将会越来越激烈。
在外太空开发更多的军事应用对大多数美国防御计划者来说，都是重要的需求。在许多关于所谓“军事革命”和“国防转型”的思想中，都强调了航天能力的重要性。在未来几年中保证美国在军事方面的主导地位，这是对保持全球稳定以及维护美国单边优势至关重要的一点，也是许多支持者更愿意看到的前景，这将需要美国在科技方面保持大大领先于其潜在对手的优势地位。对于一些防御未来主义者来说，核心要求将是控制太空，封锁美国的对手对太空的有效使用，同时保存美国卫星在这方面无上优先的操作权，这将有助于形成一个“侦察打击复合体系”。而其他人则倾向于一个更具野心的方式。鉴于陆地上的固定基地和大型设备（如舰船等）在面对精准打击武器和其他的敌方能力时显得越来越脆弱，一些建议者提出，美国应当对远程打击系统形成更大的依赖，包括对太空平台的依赖。
最近几年，中国和俄国在反对太空武器化和力求签订禁止测试、部署和使用太空武器的条约方面显示出一致的立场。美国的许多盟国也是如此，包括加拿大，在1998年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会议上提出由联合国来召集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提议。而联合国大会花了20年之久的时间才通过了反对外太空武器化的决议。然而，美国的单边主义，不可能进行纯粹的外太空和平利用。除了世界各国协调，形成防止外太空武器化的国际公约外，在外太空形成平衡的军事制衡，是遏制外太空单边军事化的有效方式。
中国一直本着和平利用外太空的原则，积极推动外太空领域的非军事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中国在大数据运算、第四代无线通信、航天材料和装备等技术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考虑中国人口众多的国情，中国将更多地依赖信息计算、无线通信、航天等技术和装备等基础上的空间和海洋资源。为了保证整个太空卫星体系，地面设施，以及海洋运输和陆地安全，需要建立制衡和防御性的外太空军事体系。在2007年的ASAT武器测试中，中国毁掉了其所拥有的一颗老式气象卫星。这是中国平衡外太空利益的一种战略措施。这体现在五角大楼20世纪70、80年代开发出来的ASAT技术方面，还体现在潜在的现代ASAT能力方面，是以美国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样的能力展示是与一个经济发展处于上升阶段的中国应该怎样去历史性地掌控这种局面相一致的。中国需要发展空间，特别是外太空防御性的军事技术、装备体系，以防御来自建筑于现代信息、移动通信、大数据运算、航天等技术和装备基础上的外太空军事武器的攻击，以保证中国陆地和领海的安全，保证海洋运输通道的安全，保证低空领域交通及外太空卫星等和平设施的安全。实际上，如果美国不能向着和平利用外太空的轨道上靠近，则会有俄罗斯、日本、印度、欧盟等，加入外太空领域军事化的竞赛，这虽然对美国单边将外太空领域军事化有所制衡，但是，来自外太空的星球大战的风险将加大。因此，人类和平发展的选择，仍然是外太空领域的非军事化。
（二）全球环境容量与中美利益冲突
全球的大气、海洋等环境，对人类发展和生活所产生的废气、污水和垃圾等的稀释净化容量是有限的。中美分别是两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大国。国外的有关文献研究，2011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340亿吨，其中中国二氧化碳排放95.2亿吨，为全球碳排放的28%。金融危机时，美国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的16%。从人均看，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是17.2吨，而中国人均只排放了6.6吨。美国人均排放是中国的2倍多。从总量上看，中美两个大国，人口占全球24%，碳排放则是全球排放的44%。因此，从目前看，在世界环境问题上，中国与美国的立场有时是相近的。
美国在全球环境问题方面的立场，一是由于其人均碳排放量较大，如果进行大幅度地减排，势必影响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特别是其近两年推行的再工业化和重振制造业的战略，也需要大量的环境排放容量。因此，从几次其参加世界环境大会看，对减排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二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鉴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在减排的任务上，实行共同但区别责任的原则，美国不愿意认可其具有法的约束力。在签署《里约宣言》时对原则7附加了一条解释性的声明：“它不包含任何有关全球环境问题的法律责任”。可以看出，美国以此来推卸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三是对建立绿色基金的倡议，美国是先反对，后改口支持。资金支持和绿色气候基金的设立不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施惠和礼物，而是对历史排放所造成发展中国家损失的一种补偿，是责无旁贷的。根据许多国际组织的估算，发达国家每年应提供1300亿～20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减缓、适应、能力建设、技术开发等领域开展工作。美国在德班会议上，先是反对，后因欧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指责和要求，才紧急改口，表示支持。而在对欧洲征收航空碳税的做法，中美一致，进行抑制和反对。
美国是世界上人均碳排放水平较高，且人口3.1亿多的大国，中国是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且人口规模达13.54亿之多。因此，在环境问题上，目前看，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不愿意急剧下调和限制排放，影响其现有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特别是影响其最近实施的再工业化和重振制造业的战略；而中国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能源结构中煤炭占75%，太严格地控制碳排放，将影响中国的发展。因此，虽然发展阶段不同，但是，减排势必影响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虽然中美在世界环境资金筹集上各负多少资金责任方面，意见不一；然而在需要排放空间方面，利益还是相近的。
但是，从长远看，中国经济是上行的国家，美国是下行的国家，从能源利用规模看，中国的使用量会越来越大；中国的碳排放在世界总排放中的比例，将会上升；加上其他新兴体国家的经济发展，碳排放量加大，美国的碳排放比例，将会下降。这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从长期的趋势来看，美国将会逐步调整其全球环境利益方面的立场，一是对中国的排放发出更多限制方面的声音，并可能积极参与对中国碳排放的干预，形成两国在环境方面的更多的利益摩擦和冲突；二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美国将对中国提出更多的责任，如要求中国拿出更多的钱，承担越来越多的全球绿色资金方面的投入等等。
中美在太空利用环境容量方面的利益摩擦会增加。人类正在更多地利用太空资源，而太空对这种利用也有一个环境容量问题。太空利用，也有一个空间容量极限、规则和秩序。由于太空利用，需要一定的国家实力，主要参与国是中美俄等技术和人口大国。因此，其一般是大国之间游戏的场所。太空利用形成的环境的最严重问题是太空垃圾，即围绕地球轨道的无用人造物体，由人造卫星碎片、漆片、粉尘，大到整个火箭发动机构成。有报道认为，“40%的太空垃圾是中国制造的。美国的太空垃圾占27.5%，俄罗斯占25.5%，其他国家占7%”。Schildknecht指出，“在低空轨道，那里有空间站和载人飞船。以国际空间站为例，人们认为，在今后10年内，它被太空垃圾严重撞击的可能性达到50%。”
因此，中美之间在太空利用方面，有着这样一些利益关系：一是太空容纳太空卫星、航天器、空间站等等的轨道等资源是有限的，谁能更多地占据太空轨道资源，特别是有利的轨道资源，代表着谁能更多地得到太空主导和军事、产业商业和公共利用方面的国家利益；二是各自太空利用形成的垃圾，将对对方的太空设施安全，形成威胁，形成对安全利用太空利益可能越来越大的影响。
总之，未来中美在环境利益方面的摩擦和冲突会越来越多。
五、未来中美国家利益冲突的一个判断和概括
在21世纪中，中国和美国因为发展阶段不同，文化传统特点，历史荣辱，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区别，虽然有和平发展等共同的利益方面，但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也是有差异的，甚至互有冲突。
（一）未来中美国家利益冲突的概括
综合美国近几年政府及学者们表述的国家利益，以及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国家利益看，中美国家利益之间的有这样一些根据重要程度排序如下的冲突。
1.领导地位利益冲突
由于中美人口规模的不同，由经济总量基础决定的全球事务影响力的变化和消长，虽然中国对全球未来领导地位可能并不感兴趣，但是在全球领导地位方面的美国国家利益，一定会受到中国崛起的影响。实际上，美国学界、政界及社会其他各界，目前许多在政治（包括价值观）、文化、宗教、外交、军事等方面对中国崛起的许多议论，都与美国民族、社会和国家长达百多年的优越感和领导感有关，对领导地位可能失落的担心，是对中国“威胁论”等指责和一系列对华战略调整的意识来源。
2.领土和国家安全利益冲突
从领土和国家安全讲，南海、钓鱼岛，西藏和新疆的稳定，海峡两岸最终统一以及东海黄海近海及南海等资源的开发战略及运输安全，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根本不可能有妥协和让步的余地。中美之间，从务实角度看，中国对美国的领土和领海并不形成安全威胁，也从不进行分裂美国的活动，中国觉得对离中国很远的大洋彼岸的一个国家，去干扰它的领土、领空和领海，或者试图分裂它，对中国没有什么直接和间接的利益所获。当然，美国在中国的核心利益方面，有两种战略对策，一是直接方式，与中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二是间接方式，利用第三国，甚至第三国群体，损害中国的这些核心利益。从势态看，美国近两年战略向亚太转移，部署军力，在南海、东海黄海等大规模频繁进行军演，向中国周边国家出售武器，对菲律宾等国发出模糊和误导的信号，都表明美国明显在主动攻击和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这将是未来影响中美10到20年关系的最主要冲突点。
3.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就业利益冲突
经济发展和稳定中的利益矛盾，主要体现在货币和就业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的货币利益冲突。中国未来在全球过程中，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国家利益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形成美元—人民币—欧元世界货币体系格局，甚至形成美元—人民币两雄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中国将获得和分享诸多的本币国际化的利益。由于美元主导能力的下降，汇率变动收益、融债低成本、铸币税、主动影响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等这些原来主要由美国主享的利益，将实实在在地被中国未来发展本币国际化所再分配。二是发展和就业利益。中美经济规模的消长，是一客观的趋势。但美国在稳定增长和就业方面的思路，就是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振制造业，从贸易上与中国竞争，并通过反倾销增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措施，将中国制造业的产品从美国市场上尽量驱逐，并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国制造产品激烈竞争。
4.外太空利用利益冲突
由于未来外太空领域的卫星、航天器、空间站等体系，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对经济利用、军事国防等等，都有深远和巨大的利益，并且，谁在这里拥有技术、体系和规模上的优势，谁就在未来现代发展和战争中获得了制高点。因此，美国对中国发展外太空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敏感，将视为对手的一种竞争。在外太空卫星、航天器和空间站以及运送、信息传输、综合控制等各领域，将在科技进步竞赛，数量和规模建设，干扰、打击和摧毁对方外太空设施能力诸方面，中美可能形成外太空利益冲突。
5.资源利用和再分配利益冲突
中国14亿左右的人口，其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消耗大量的资源。通过国际产业分工和贸易，对全球资源形成一定程度的再分配。与此相关联的，还将形成中国发展资源的安全储备、运输等体系。全球资源是有限的，美国3.1亿人口目前正在消耗着全球1/4的资源，但是，中国将越来越多地重新在全球再分配有限的资源，这无疑将在资源投资和贸易，以及资源的储备运输等通道方面，形成中美经济和军事等力量的角力。
6.环境容量和影响利益冲突
由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势必要对世界环境容量，包括外太空的容量，也要进行再分配，并形成一定的外部性。美国目前人均环境排放和消耗水平较高，但是，中国对环境的需求强度也将越来越大。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发展所形成的负外部性，也势必越来越影响到美国的利益。因此，未来30年中，中美在环境方面的利益冲突，将由缓和到激烈。
7.不同价值观和文明的利益冲突
除了上述双方发展趋势消长，近期和长期等利益冲突外，还有中美之间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不同政治体制等主观方面利益的冲突，是主观上的看不惯对方文化而形成故意的所谓的利益冲突。
第一，不论是西方社会，还是已经数量不多的以政治理念不同而形成的阵营，以意识形态的不同而发生激烈冲突和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双方似乎向着更加务实利益和相互学习借鉴的关系发展。第二，虽然在一些国家，如美国的亨廷顿等炒作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同和分散的文明被不断融合和整合的历史。全球化和不同文明的融合，已经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一个世界性的大势。第三，在政治体制方面，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在不断地进步，政治体制在不断地改革。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与另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方面，似乎没有相互客观利益的涉及。这不应该成为两个不同体制国家之间冲突的借口。从根本上讲，这些都是深层次的双方实际利益冲突在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和不同政治体制层面上的借口、由头和反映而已。
（二）未来中美之间国家利益可能冲突的判断
我们顺着“各自的国家利益—双方国家利益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鉴于这种冲突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各种行动冲突的代价—根据行动成本、收益和风险拟定的战略博弈可选方案”这样一种分析框架，来进行各自战略的推演。我们先给中美各自利益诉求强度及其冲突的程度进行一个排序和组合。（见表9-1）
表9-1中美之间利益冲突项目及其可能行为和排序表
利益项目 中国诉求 要求程度 美国诉求 要求程度 行为和冲突程度排序
领导地位 不愿出头 G弱减- 确保领导 A强烈+ A美国主动遏制中国，中国谋求全球治理
领土安全 核心利益 A强烈+ 生死利益 B强烈+ A中国不会影响美国；美国希望中国出事
经济发展 货币 趋势所得 B顺其自然 利得趋减 C无可奈何 B美国极力挽回，中国低调行动
就业 确保就业 B强烈+ 再工业化扩大就业 C强烈+ B贸易保护和摩擦加剧
外太空 占有一席 C强+ 霸主地位 D强+ C发生星球大战的概率50%
资源利用 再分资源 D强 保持现状 F强 E中美矛盾冲突目前弱，未来不确定
环境容量 再分容量 E趋强 保持现状 G强趋弱 F中美矛盾目前弱，未来不确定
主观价值 共同存在 F弱减- 自认优越 E强趋弱 D目前美国看重，未来中美之间可能淡化
从上述分析看，由于美国将其全球领导地位视为自己重要的国家利益，惧怕中国发展崛起后，领导地位这一美国的国家利益移位，因此遏制中国发展，抑制中国和平崛起，成为美国21世纪重要的国际战略。美国近几年国际战略重心从中东等地，向亚太转移，在钓鱼岛、南海等事件上，与日本和菲律宾等进行军事演习等，并加大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外交攻势，对中国形成围堵格局。
从博弈角度讲，中美两国，任何一个国家的不安全，甚至动荡和解体，都给对方地位的巩固和上升形成条件。因此，这里将美国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国家利益与中美两国各自的安全利益结合起来分析。实际上，将全球领导地位定位于国家利益，是美国的诉求，中国根本不感兴趣；而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影响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国家利益的敌对国家，其战略及其行动，确实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美国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另一冲突方面，是经济的货币全球地位、国际贸易和投资对各自就业的影响，从这方面看，未来中国的发展确实对美国形成影响。因此，一方面，美国指责中国汇率操纵，对中国出口制造贸易摩擦，将常态化；另一方面，美国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进国内“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以保持美元全球地位，降低国内失业率，并对中国形成较强的经济竞争力。
现代战争是高科技战争，而且，外太空卫星信息系统的建设、运营优势，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战争的胜负。因此，卫星、航天站、载人飞行器等外太空装备的科研、投资和发展，以及有能力摧毁对方外太空设施，成为重要的竞争领域。因为外太空领域信息制高点的重要性，又不会伤及地球人类，所以发生相互攻击的可能性较大，概率在50%左右。
而能源，其他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中美也有各自的国家利益。但是，由于科技进步会创造出来许多节约和替代条件，市场贸易又会公平进行分工和分配，不断加强的生态环境意识、税收等调节，加上这方面不断出现的技术改进，会极大缓解、弱化和避免这方面的利益冲突。
而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看，其实，美国过去原教旨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而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退回到“左”的极端共产主义，包括传统的社会体制，也已经不再可能。虽然美国总统选举时，以及围堵中国时，将其当成一个口头上的借口。但是，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和中国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在尊重产权、加强竞争、提高效率、保障社会、重视民生、公共服务、缩小差距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的内容。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国际阵营方面，对垒已经不可能在21世纪再现。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国家利益，形成中美之间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而为了各自的利益，会形成双方的利益博弈。二者之间是非合作型的博弈，还是合作型的博弈？双方将会有不同的成本、代价和所得。双方非合作型博弈，双方获得的利益，将小于各自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利益的不同，博弈不可避免，但是，如果双方进行合作型博弈，结果将会使双方的国家利益都最大化。
（执笔：周天勇）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2.周天勇：《中国梦与中国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3.America’sNationalInterests.TheCommissiononAmerica’sNationalInterests.July2000.
4.亨廷顿：《论美国国家利益的消失》，《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
5.美国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白宫2010年5月27日发布。
6.吴敬琏等：《中国未来3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
